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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田?死后，韩安国接任丞相。可是，不久他为武帝引车时不小心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跛了，无法上朝议政。武帝遂使平棘侯薛泽继安国为相。待安国养好伤，武帝改任他为中尉，一年后又调任卫尉，此时匈奴犯边，武帝想起了这员老将，就把他派到渔阳。
安国在渔阳捉到一个匈奴俘虏，从他口中得知匈奴人的部队早已经回到了漠北。安国放心之余，给武帝上书，说渔阳只留七百人就可以了，剩下的人可以回家务农，因现在正是农忙时节。武帝批准。
可是这个俘虏所说不实，刚刚过了一个月，匈奴人的军队再次杀到。可怜安国手上只有七百人，根本无法抵挡。幸亏最后关头，燕兵来救，否则安国未能安国就先先要以身殉国了。
武帝派卫青、李息两人各率大军分别出雁门、代郡反击，斩杀千余人，大获全胜，打击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
渔阳失守，安国心里闷闷不乐，遂上书武帝请求调回长安。武帝这次没有同意，因为他得到匈奴将要再次进犯的消息，于是将安国调到右北平戍守。安国这时已经老了，旧伤加心病，不久吐血而亡。
右北平不能一日无将。于是此前“赎为庶人”的飞将军李广再次得到武帝的启用，这次他没让武帝失望，有他在右北平一日，匈奴人便不敢进犯。可是匈奴人怕李广，但天下只有一个李广，而且这个李广是个凡人，并没有分身术。于是上谷郡和渔阳又重新受到了匈奴人的“照顾”。
你抢你的，我抢我的。
一年后（公元前127年）武帝复遣卫青、李息率军出征，两人一路打到陇西，破掉匈奴楼烦、白羊王两部，斩首数千，得牛羊数百万。这是开国以来，汉朝对匈奴取得的最大胜利。
消息传来，举国振奋。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出击，汉朝得到了“河南”（此“河南”并非是今天的河南，其地在今内蒙古黄河以南）。
“河南”土地肥沃，且有黄河天险作为屏障，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此前，长安与匈奴不过隔着一道长城，取了“河南”地后，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大大减弱，而汉朝对匈奴亦从守势转为攻势。所以，此役之重要，可算是汉匈战争的转捩点。
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家境并不富裕，也没听说他祖上出过什么著名的人物。他早先学习战国时纵横家的学说，希望自己变成张仪、苏秦那一类的人物，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而驰骋天下。无奈天下承平已久，并不需要突然冒出一根舌头把水搅浑搅乱。
况且武帝即位以来，推重的乃是儒学。董仲舒这样的当代大儒受其尊显，主父偃看了非常眼红，于是在他晚年，转变了“学术”方向，开始学习《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当然，其他诸子百家的学问知识，他也不是刻意地回避，而是广泛地博览和吸收。
若说董仲舒是一个侧重于理论建设的学者，那么主父偃则更看重实践与应用。董仲舒大概是衣食无忧的人，他感兴趣的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是所谓“身后名”；主父偃则家境贫寒，所以他热切期盼的不是来世，而是今生，是名显于当世，是今生的物质享乐。
于是主父偃开始四处寻找机会——不光是家乡齐国，他还去过齐国以西以北的燕、赵、中山等地游学求教。可是，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燕赵等地，他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通常连钱都没有人肯借给他。这可能是因为主父偃太穷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改变贫困现状的心情太过急迫，目的性太强，所以招致别人的反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这个人，天生的跟人不合群。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四处碰壁的主父偃对诸侯国彻底失望，索性来到长安天子脚下来碰碰运气。他找到了大将军卫青。或者是因为大家都是贫贱出身，又或者是看出了主父偃身上的才华，卫青屡屡向武帝推荐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武帝并没有召见主父偃的意思。
日子水一般地流走，跟日子一起流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如今的主父偃，已是囊中羞涩、一贫如洗。更让人生气的是，那些诸侯的宾客一个个眼高于顶，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主父偃决定最后一搏，于是向武帝上书。主父偃的奏书并没有什么新意，主要是劝武帝用兵要慎重，要爱惜民力，这是汉初知识分子的共识。不过主父偃学过纵横术，因此这封奏书写得文采斐然，论理精到，故而深得武帝的喜爱。所以奏书早上递了上去，傍晚时武帝就召见了他。
另有严安、徐乐两人同时上书，其所说与主父偃也是大同小异，武帝也召见了他们。武帝对三人说：“你们此前都在哪里呢？为何我们迟至今天才得以见面？”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拜主父偃三人为郎中。而三人中，又数主父偃最为活跃，他屡次入宫进见武帝，指点江山、纵论古今，其所指陈，无不切中要害，渐渐成了武帝倚助的智囊。武帝升任主父偃为谒者，不久又升他做了中大夫。一年之中，主父偃的官帽子换了四次，四次得到提升，一时成了武帝身边最为炙手可热的“红人”。
恰逢卫青、李息攻取“河南”，主父偃遂建议武帝仿秦将蒙恬旧法，在此建立朔方郡，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实是开疆拓土、万世不易的大业。武帝听得心脏怦怦直跳，但构建朔方郡要耗费的人力物力乃是个天文数字，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交给百官讨论。
百官都是持重的循吏，在他们看来，建城朔方耗费巨大而其效难测，故而纷纷表示反对。代表人物就是公孙弘。
公孙弘不甘平庸
说起来，公孙弘与主父偃还是老乡，他也是齐国人，只不过主父偃是临淄人，他是淄川人。
公孙弘，表字为季，看来应该是家里的老三。他年轻时曾做过老家薛县的狱吏，因为犯了罪过，所以被免职。公孙弘与主父偃一样，家境都非常贫困，又被免职，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好去海边放猪。
海浪卷而又回，毫不知疲倦。“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这样过去吗？”公孙弘对着茫茫大海出了神。
到了四十岁，公孙弘仍然不肯认输，他从胡母子学《春秋公羊传》，这是他自文法而转向钻研儒家学说之始。除了勤恳好学，公孙弘对待自己的继母也非常孝顺恭谨。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刚刚登基，但已在心里盘算着他这一朝的人才计划，于是征召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这一年，已经六十岁的公孙弘，因为孝顺贤良而被征为博士。大概公孙弘也没想到，他的人生直到六十岁才刚刚开始吧。
武帝派公孙弘出使匈奴。回来的公孙弘向武帝汇报出使的所见所闻，谁知武帝并不满意，还大发脾气，认为公孙弘无能。于是因旅途劳顿而生病的公孙弘带着一幅病体和满腹的委屈免职回家了。
公孙弘所说到底哪里让武帝这般生气呢？难道是他在匈奴表现得过于“温良恭俭让”，太软了吗？不得而知。
十年后，也就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再次发令招贤，而淄川国的官长再次将目光瞄到了公孙弘身上。
公孙弘推谢说：“我曾西入长安侍奉皇上，因为才能不够而被罢免。请你们再换个人吧。”官长不听，坚持推举公孙弘。公孙弘不得已只得来到太常寺。太常让应征而来的儒生各自书写对策。上交上来的对策共有一百多份，公孙弘的对策被列为最下一等。太常将对策送交武帝阅览，武帝却将公孙弘的对策列为第一位，这实实在在是打了太常一个耳光。
武帝召见了公孙弘，并拜其为博士。不知是不是有意为难他，武帝再次派年事已高的他出使，不过这次不是向北，而是去西南巴蜀一代视察民情。当时武帝正忙着在“西南夷”设郡，想要将其囊而括之。公孙弘回来，将巴蜀百姓修郡开山的苦状痛陈一个遍，说即使我们降服西南夷又有什么用呢，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实在的好处。
这大概是守成的老年人固有的想法，雄心万丈、血气方刚的武帝是不会听这一套的。但是，这次武帝并没有把他赶回老家，而是继续留他在身边。
公孙弘反对在朔方建城的理由，与他反对在巴蜀修郡的理由是一样的。他说，以秦朝武力之强，以蒙恬的盖世将才，征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城，最终也是半途而废。
主父偃则回避了能否修成的问题，极言修建朔方郡的战略利益。主父偃初次给武帝上书时，论调与公孙弘是一样的，都是强调爱惜民力什么的；现在换了调子，这说明他本没有什么原则立场，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帝内心所想，为自己换取功名利禄罢了。
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设置并发兵建设了朔方郡。依着主父偃的性格，他反驳公孙弘时，必定又是挖苦又是嘲笑。公孙弘暗恨主父偃，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把这笔账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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