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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从江东政变、洛阳创设行台之后，北伐成功与否，对沈哲子而言便不存在疑难。特别是西征成功，陕西之地尽归行台之后，羯国的覆亡，只是一个或早或晚的问题。
之所以有此底气，就在于行台已经拥有一支身经百战、成熟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此世无匹的职业军队。这是北伐能否成功的前提与最重要因素，而决定羯国覆亡早晚的，就在于后勤方面的支撑是否足够，换言之就是来自生产力方面的制约。
去年襄国被攻破，羯主石虎决定北撤迁都，这不失为一桩战略妙棋。王师如果还要对羯国造成有效且猛烈的打击，主要对手已经不是羯国的军队，而是后勤方面成倍陡增的压力。
去年北伐一系列战事中不乏波折，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羯国军队的战斗力强大与否，而是在于整个河北战场上王师兵力的分配有没有达到最优的配置，而支撑兵力调配的最大因素，就是后勤条件能否达到。
最起码，如果没有来自后勤方面的强大保障，在去年十月之后，河北各路王师就需要进行收缩、减少消耗，更不会再有中路军攻下襄国、东路军陈兵东武城、直接威胁羯国信都的战略优势锁定。
否则，早前广平方面胡润军所面对的困境，将会在这个冬日里扩大到北伐王师整体。
行台虽然对于今次北伐作战准备良多，但所能提供的后勤保障也仅仅只能满足正面战场所需而已。可是江东吴人群体在过去一年的整体爆发，几乎是将过往这些年三吴之地所积攒的民财物力近乎整体搬运到河北战场上。
如果后世论史，或可将此现象称作三吴民众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意志觉醒，他们不再只是单纯凭借大江天险而懒于加入中国大势，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勇为世道先锋并主流的意识与目标。
若只是单凭行台所拥有的动员力，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反而有竭泽而渔、穷兵黩武之嫌。譬如汉武盛功，往后两千年都成为这个民族津津乐道、自豪不已的盖世武功，可是在当时，却是令民困物乏，以至于一代武皇都不得不轮台罪己、与民休息。
汉皇开边可以说是国家或者君王意志的极致体现，与秦皇一统诸夏并称武事高峰。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意志表达，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无顾底层诉求。
可是这一次江东特别是三吴民众对行台北伐战事的支持，则是自下而上的一次意志表达。事实上这是行台，包括沈哲子本身都不太乐见的一种情况，行台素来求稳，三吴民众的亢奋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失控。
行台作为一个霸府存在，甚至可以说是未来新朝的政体雏形，除了主要的施政职责之外，还有统筹、磨合与平衡。其中任何一方势力过大，都会造成底盘的倾斜与不稳。
而沈哲子作为行台的掌控者，行台既是他的一个工具，也是他的支撑。唯其所恃，为其所缚，当行台不再具有平衡稳定，而是有了强烈诉求表达时，就会反过来把持他的意志，使他沦为行台意志诉求的执行者。
所以在组建行台的时候，沈哲子也是有意识的平衡与包容，对于三吴人家并无特殊优待，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打压与疏远，鲜有吴人担任重要的决策职位。
因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沈哲子就意识到吴人身上有一种非常浓厚的保守自足的情结，包括他的老爹沈充在内，平生大愿无非再造东吴、割据江东而已。
这种心理，老实说真的无可厚非，哪怕站在道义层面都无可指摘。只要身临其境，自身能够感受到中朝对江东人的态度，任何一个江东人都不会对中朝的沉沦感到可惜，只是遗憾于这些中朝冠带世家死得不够干净，居然又被他们退到江东来作威作福。
有鉴于此，沈哲子在江东整合各种资源时，对于吴人多是少谈道义、多论惠利。只凭中朝对江东人的态度，妄论道义只会是自打自脸。君视臣为仇寇，臣事君如敌国，言吴人气量狭小也罢，若说吴人就该毁家纾难、拼死北伐，那真是不怕遭天打雷劈。
沈哲子能够理解乡人这种心理，但并不认同。既然道义不可夸言，索性变成一桩买卖，因是在北上用事之后，一直在注意利益的分配。
同时他又担心乡人的这种保守自足心理陡然发作、反过头来对他形成制约，不敢授予乡人更多的政治权柄。甚至因为担心乡人们玩什么黄袍加身、逼其履极的把戏，这几年都少回江东。
但事实证明，凡事堵不如疏，当某种诉求呼之欲出而又不得正视时，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爆发出来。比如中朝权贵无顾北方胡虏越来越势大、仍然沉迷于自己内部的争权夺利，结果便被直接掀翻在地。
不过三吴乡人的这一次爆发，对沈哲子而言还是一桩好事，顶多只是让他略感措手不及。其实这一次乡人们的意志表达，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他迟迟不肯登基、正式称制。
类似劝进声调，早数年前便已经喧嚣尘上，特别是在吴人群体中有着巨大的声浪，只是被沈哲子超强的威望与行台的控制才没有泛滥失控，使得沈哲子还可以从容布置北伐事宜。
取代晋廷、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这已经是摆在沈哲子面前的一条必由之路。
但之所以迟迟不迈出这一步，从私心而言，沈哲子觉得一旦称帝建制，最起码是意味着对自己阶段性的肯定总结，他并不觉得自己眼下有了这样的资格。北伐尚未竟功，石氏虏廷仍在，贸然称帝，名不副实，这只会让他降到羯主石虎、成汉李氏那种层次，谈不上天下共主。
从公心而言，他作为南国权臣，既然已经僭制登极，如愿以偿，那么是不是该要给追从他的人一个交代？
事权该要如何调整，利益该要如何分配，这都不是在短时间能够拿出定案的事情，而且就算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方案得到各方认可，实施起来必然也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只要有磨合，就会有内耗，说不定就会错过北伐竟功的最佳时机！
如今的他，既不是石虎那种山穷水尽、假借尊号、亟待维稳，又不是骤富乍显、迫切向世道证明自己的成功，尊位于他而言，不是更进一步的契机，只是强揽上身的枷锁。
历史上冉闵与慕容?y之间的对话，倒是颇值得咂摸。一个是享恩噬主的奴仆下才，一个是人面兽心的边远夷狄，或僭或篡，彼此指摘，可称笑谈。
不过沈哲子这一点用心，乡人们未必能理解。旧年江东六郡，已经可以据而称尊，如今天下奄有过半，更是实至名归！甚至对于一些江东老人而言，他们会觉得行台目下过于势亢，摊子铺得太大而让他们江东吴人失去新朝主流的位置，从而掣肘用事。
当然这只是沈哲子此前的忧虑，所以才不愿给予乡人更多的话语权，甚至拒绝就此谈论。而如今吴中乡人们却用事实向他证明了，吴乡豪勇，不惧天下窥夺，无惧人物用尽，也必求鼎成江东！
如果说此前沈哲子是作为吴人的领袖，带领吴人群体于世道奋求，那么这一次乡人的表现，则着实让他感受到背靠强大后盾的那一份踏实。未来的他，无论走到哪一步，三吴乡亲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吴人群体意志的觉醒，并不在于他们已经领悟到诸夏天威势不可侮的民族大义，而是那种三吴一体、众志成城的强大信心。
而沈哲子无论是作为吴人的领袖，又或者未来的天下之主，对于手下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都该给予足够的正视与正确的引导，而不该提前预设立场、以结果反掐根源，因噎废食，不敢将吴人这一股势力发挥到极致。
以前的他，自诩天下先知，想要统合南北、矢志北伐，而如今的他则是被乡人上了生动一课。经久不见，乡亲已非昔日吴下阿蒙！
顾昌倒是不知大将军心中诸多感想，听到大将军不乏自责的语气，便小心翼翼说道：“江东累代灵秀厚积，才得此世勃然奋起，大将军人道领袖，非凡脱俗，欲铸盛功，又岂能待闲。乡人大愿殷望，只恨不能人尽伟才、大助王师，但聚小成大、积跬致远，愿大将军阔步勇进，后顾无忧！”
“若是往年，如此大誉我也只能愧受独领。不过顾君今已北上，我倒要与你共勉互励，不可辱没辜负。”
沈哲子闻言后，便指着顾昌大笑起来。
顾昌听到这话，心情不免更加激动：“大将军奋进于前，卑职踵行于后，愿请军令自警，年内若不能使魏州安然入治，则头悬幡下，以正刑威！”
“哈哈，若真如此，则河北仕用诸人将俱无颜色。两年罢，后年今日，我将再赴此境，届时是赏是刑，可都要不假旁人了。”
顾昌此番得任波折种种，杜赫早已经如实汇报过来，沈哲子此前敲打算是表示了自己的不悦。乡人踊跃是好，但河北整体复治乃是未来行台或者说新朝最重要的国事，还是不可穷作意气之争，哪怕方向是好的。
乡人们给顾昌摆出那副助阵架势，沈哲子还真不好说什么，说到底还是自家老爹所带起来的这一股江东炫富歪风实在太过咄咄逼人。不过乡人能够踊跃加入到河北的复治建设中，而不再只是困守江东囤聚财货，这也足以令人欣慰。
其实就算没有顾昌此事，沈哲子也打算将三吴乡众大批投用于河北，与之对应的则是河北人家将会大批南遣，以继续推动维持江南更加偏远如交广地域的持续开发。
如降将张坦在卸任魏郡太守之后，沈哲子与之几番约谈，已经基本确定其人将会出任湘州刺史，在河北事了后加入对蜀中成汉的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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