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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戍堡都是有着普适的建筑标准，只要稍加改建便能派上任何用场。军工转民用，也是一种资源的循环利用和优化配置。
至于各种用于教授的理论知识，也早在过去这些年沈哲子的有意识搜集整理下准备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素材。而沈哲子之所以动念要将牛顿力学定律给拿出来，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资料的铺垫。
虽然各种生产技术总结丰富，但其实它们彼此之间还是不能相通的，缺少那种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纲要规则。所谓的科学定律，就是源自经验但又高出经验的高度总结，有着无可取代的概括性和普适性。
没有基础积累的科学定律，那就是空中楼阁，哪怕再怎么正确，也没有存在的意义。而有了这些定律的出现，那么大量的生产技术便有了一个相通的原理基础，这会极大的节省技术的普及与融合，以及新技术的衍生。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困扰沈哲子的问题，那就是教师人员。北方来的这些匠户们，虽然技艺精湛，但价值更多还是体现在高端产品的生产，而且彼此传承的工艺壁垒分明，缺少一个既能高度总结而又能综合贯通的人才。
沈哲子是真的很希望能够挖掘出张衡或是马钧那一类本身素质便极高，又能融会贯通进行自我提升且勇于实践的强人。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才存在，沈哲子哪怕本身不懂什么技术，但只要能够提供一定的概念指导而交给专业的人才去实现，他就有信心能让世道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这也不是阻挠他的一个问题，大有大的做，小有小的做，只要能将人才成长的土壤营造起来，便不愁没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不过，就这样将那些工匠们打包纳入进行经验教学，那也只能称作淮南技校，不可称作工程院，所以还需要再作筛选。技艺高低与否还在其次，重要的是符不符合教学需要。
这些工匠们技艺水平虽然颇高，但其中绝大多数甚至连字都不识，敏于行讷于言，若仅仅只是搞技术那足够了，但若要传道授业则还差得多。
不过技术上的事情还是简单，仍然用技术说话。所以很快沈哲子便有了主意，暂时不将这些工匠分流，而是交代给他们一些大型综合机械的制造任务，以此来检验他们各自的能力。
这个年代最有研创价值的机械，那就是车和船这些交通工具。沈哲子给这些工匠们的指示也很简单，让他们首先以车、船为载体，发挥各自所能往这两种工具上优化旧有功能和添加新的功能。
当工匠技艺水平大体差不多的时候，能够体现其能力高低的便是想象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就是科技发展的一个核心精神。
为了激发出这些工匠们的创新性，沈哲子也是设置了高低不等的悬赏类别，最高一等的奖赏甚至达到了百万钱。以如今淮南这种物质基础，百万钱已经完全可以过上家有良田、仓有积谷、室有美姬的优质生活。
而且，在见识到了那些工匠们高超技艺后，沈哲子自己的创造心火也是炽热难当，他积攒了太多的想法亟待专业人员去实验是否能够实现。
沈哲子首先想到的便是钟表，因为钟表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的标识和测量工具，对于技术的精准度要求极高，一旦有什么差错，即刻就能显现出来。
当然单只说这些功能的话，也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比如浑天仪。但浑天仪牵涉的元素实在太多，计时仅仅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加功能，其所牵涉的天文尤其是历法方面的知识，其意义还要大过机械技术本身。
淮南眼下与台中算是暂时达成了一种微妙且暂时的平衡，沈哲子也没有必要再去牵涉那些过于敏感的问题，所以还是要专注于技术本身。
这段时间，他身边也聚集起了一部分技艺精湛的工匠，比如那在齿轮组合应用方面有独到之处的傅氏父子，以探讨各种机械组合的可能性。其实他对钟表内部的机械原理所知也是寥寥，但只要确定了目标，大可放胆去尝试。
那些工匠们被安排了各种任务，淮南当地仍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安置问题念念不忘、关心不已。
对于这些商户民资，沈哲子是扶持并警惕兼具。
淮南都督府或者说未来的整个中原并周边地区，无论怎么创建经营，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军事任务首先是第一任务。至于其他方面，必须要以此为中心进行安排，若是发生冲突，则必须要让位于军事。
尤其当沈哲子年前决定兵发合肥，使得淮南与台中的矛盾再次激化，以至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台中今年以来的各项举措也说明这一点。
所以眼下的都督府面对来自南北、包括关中等各方面压力，因此这些商户们的立场所向对淮南的发展走向也有着颇大的影响力。
面对这种情况，沈哲子就算有什么限制商户民资的举措，也不可能直接明于法典、刊以令行。当然，让他完全让利也是不可能的。
其实关于北面匠户南来如何安置，虽然没有明宣于条令，但去年都督府进行那么大规模的招商，商户们如此踊跃，彼此也都是建立了分享的默契共识。商户们真金白银投进来，淮南也不可能吃干抹净不认账。
都督府优势在于有鼎仓这样一个半官方的缓冲机构，当各方都在急于打探匠户安置问题的时候，鼎仓很快就做出了一些反应方案，还是采用官民合营的方式，兴建一批面向高端市场的工坊。
如此安排，也在沈哲子的原本规划中。鼎仓和淮南，包括新收复的几州领土，即便不言法统和军事上的归属，事实上已经共同缔结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经济体。
换言之面对各方的压力，都督府能够采用的方式已经不仅仅止于战争这一个手段，经济上的对抗也已经上升成为一个可选的战略。而构成这样的基础，有着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淮南拥有着此世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这就让淮南拥有了足够的武力震慑。无论哪一方，在选择与淮南为敌之后，都必须要考虑战争是不是一个能够有效打击淮南的手段。当然最后的选择只会是战争，但有了这样一层顾忌，便不敢轻启战端。
第二那就是淮南有着庞大的生产力和基础潜力，并且掌握着钱货输送的枢纽节点，有着非常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快速的集结和调配资源。
有了这样几个优势，淮南能够使用的经济手段那就多了，高端产品的输出，低端产品的倾销，对外进行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掠夺与剥削，各种手段的施加便会造成一个金元压制的事实。
这当中最明显的还是徐州，其实徐州综合实力完全不逊于淮南，甚至哪怕在去年中原大会战之前，徐州都是不弱于淮南的局面。但之所以表现出来的一直不如淮南亮眼，其中一个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控与配置。
两镇一直是互扶共进的关系，单就在这种互惠的过程中，淮南已经对徐州完成了程度极深的渗透与侵蚀，使得徐州的合作地位渐渐降低。再加上郗鉴这个刺史日渐年迈，让徐州沦为淮南的附庸。
合肥事变后，江东朝廷虽然表面上还在保持克制，但实际上已经动摇到了江东民间向淮南输送财货的通道。
也就是沈哲子本身便出身江东豪宗，并且十多年前便开始布局这些物货通道，所以还能有所维持。否则单凭这一点，已经值得沈哲子放弃中原大片占领区，返回头去与江东朝廷硬干一仗了。这也是历史上许多北伐尝试失败的原因之一。
最起码眼下为止，与江东对于战阵并不符合淮南的整体利益，绝对是亲者痛仇者快的鲁莽行为。所以借由这些北方的高端工匠人力，持续性的向江东输出奢侈货品，维系住物输通道，顺便也能将财富更有效的锁定在淮南。
奢侈品的输出，永远都是暴利行业。尤其对许多江东侨人而言，客居异乡本就凄苦，权斗失利则更落寞，他们对代表着中原先进文化的货品无疑会有着更大的渴求，以获取一些心理慰藉。
这也是淮南商品策略的一个调整，以前在技术上不具备领先地位，所以从量、从奇取胜，顺便还要拉上交、广等地的奇珍海货以获取竞争优势。如今河洛、中原尽在掌握，反而江东侨人成了乡下穷亲戚，重点自然要有所偏移。
当然，这些奢侈品集群所面对不只是侨人，还有江东那些因商而富的豪宗们。富贵不着锦，则千金俱蒙尘。以前是带着你们发财，现在是引导你们消费，同样也是一种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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