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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捡起公主弓箭爱好的，则是沈哲子。与崔珲一番谈话，随着对北地形势的了解，让他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是注定要统军北上的，即便不能成为冲锋陷阵的猛将，最起码骑射都要娴熟，要有一点自保之力。
于是这游舫两侧，一人手持弹弓，一人手持弓箭，各自占据一角，都在磨练技艺。沈哲子练弓不似公主那么浮夸，手中只是寻常的柘木弓，更多的是练习手感和臂力，按照精于此道的家将指点，一点点打磨基本功。
“沈哲子，为何不让阿翎娘子与我们同行？你是主家郎君，若开口请求，她肯定也不好拒绝。”
没了名师指点，公主颇为抑郁，忍不住抱怨道。
沈哲子听到这话，便笑道：“崔先生于此荣养，阿翎娘子孝意拳拳，自然要在旁侍奉。他家也是北地望宗，客居我家，怎么能真以仆役使之，强人所难。”
其实他心里也希望能将崔珲带走，不独因此公熟悉北地形势可时时请教，单单其本身的才能，安放在始宁未免过于屈才。只是崔珲病体尚未痊愈，仍要安居静养，其本身也舍不得那些一同受难的民众，沈哲子也只能作罢。
临行前，崔珲交给沈哲子一本书册，都是这几日整理出来的北地形势，并言道后续再有增补，都让家人送去武康供沈哲子参详。
这书册中不只有关于北地形势的描述，更有崔珲自己关于保境安民、统兵御胡的方略见解。由这书册里内容，沈哲子便意识到崔珲大概是猜到了自己矢志北伐的心愿，其中许多言语不乏有规劝警醒之意。虽然不曾明言，但沈哲子亦能感觉到崔珲对于北伐并不乐观。
其实不独崔珲，时下许多人对于北伐都心怀警惕与悲观。这想法虽然不乏怯弱，但更多的也与眼界格局有关。胡寇中华，神州陆沉，此前并无先例可援，哪怕战国纷争不断，对胡虏蛮夷都是摁在地上穷揍，从来没有发生过汉人被驱赶逃离的惨状。
换言之，时人的知识储备和眼界格局大多不能处理如此复杂的局势变化。仓皇南逃，丢掉的不只有神州故土，更有自信和尊严。心态惶惶无所适从，对前途的迷茫和悲观，这便是时下许多人的感受。
像崔珲这样家人几乎丧尽，自身也饱受戕害荼毒，心内的阴影自然尤其的大。事外之人妄谈志气等虚妄之言，但只有身在具体的处境中，才能明白做出一个决定乃至于付诸现实的不容易。不独崔珲这种身遭罹难者对北伐不抱乐观，就连真正手握重兵的方镇大员，像是郗鉴之类，更是北伐的坚定反对者。
这种心态，近似于后世民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抛弃和对国外制度的追捧，他们过往的知识和经验已经不足以解释为何会面对时下这种处境，迷茫之余，迫切想要一个答案。
因而在时下，北伐虽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但若真有人将这口号当做真正的目标去推动，反而会让人充满警惕。唯恐因此招惹到胡虏报复南下，连江东这仅存的安居乐土都遭受波及而沦陷。
归根到底，只是矫枉过正，胡虏并不可怕，失败有诸多原因。但因为没有一个让大众都信服的解答，所以在时人心目中，已经渐渐将胡虏妖魔化。
在这样的氛围中，一切辩驳解释都是虚假，只有胜利最能撼动人心。一场恢弘的、碾压性的胜利，摧枯拉朽，毫无花俏，如此才能撼动人心，拾回丢掉的尊严！
所以，尽管沈哲子心情很急切，但他也明白，北伐之议不能妄动。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发声，必有回响，而且还要是那种能够震荡寰宇的惊雷巨响！
离开始宁后，沈哲子和兴男公主再转去山阴，前往贺家拜见。凭沈家如今的声势，就连公主都下嫁他家，与贺氏的联姻自然也无疑难，进行得很顺利。
如今贺隰已经不再担任老爹的郡府长史，而是转任临海郡守，自然也归于沈家这一派。至于会稽郡长史，则由孔氏接任。如今郡中各家已经不再抵触沈充，反而是积极的谋求合作。如今的会稽，已经渐成一块铁板，形势更加稳固。
为了表示对这桩婚事的看重，贺隰亲自由临海返回山阴面谈此事。尽管沈牧仍是诸多不自在，但也实在违逆不了家里的意思，于是这一桩婚事便就此敲定下来。
在山阴住了几日，沈哲子又拜会一下有来往的各家。本来他还打算往舟山去一次，毕竟舟山乃是沈家掌控会稽的重要一环，又离岸悬于海上，经营颇为不易。但是北面传来的消息，却让平静的局势渐有涌动之势。
徐州刺史刘遐早先病亡，其部属请求由刘遐之子袭领徐州之众，朝廷却予以拒绝，而是强硬的派同为流民帅出身的郭默监淮北军事，以统率刘遐部属。此举使得刘遐部众心怀不满，兴兵驱逐郭默，淮北已经乱成一团。
而后一直谋求外任的郗鉴终于如愿出都，担任徐州刺史，前往京口稳定局面。
沈家在京口的利益极大，尤其草创的商盟利益核心都在京口。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哪怕京口有钱凤坐镇，沈哲子也不能完全放心。于是他赶紧结束了会稽之行，也无暇再去舟山，紧急往北而行。
路过余杭时，沈哲子不免与老爹谈起时下淮北的动荡与京口的变数。
“刘遐所部虽然悍勇难驯，但彼此之间斗争攻伐，一时或有乱，其势难久，更不足撼动江南局势，亦不足为患。”
沈充与刘遐部众不乏深入接触，甚至刘遐部属的劣势所在，因而对于淮北的叛乱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对于老爹的判断，沈哲子也是认同。流民帅虽然兵势极强，但缺点则是山头林立，难以统御。时下手握重兵的这些流民帅，大多在北地裹挟坞壁主部曲南来，彼此之间地域、利益都有冲突，难于调和。甚至就在一个山头内部，都有诸多宗族乡人们彼此矛盾深深，各怀怨望。
这样的形势，并不能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国人好内斗这种虚妄之词。越是纷乱年代，个体的存在感就越弱，越需要加入一个组织来求取安全感。一旦有了组织，彼此自然就会有利益的冲突和难于调和的矛盾，并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有所转移。
所以哪怕会稽急需大量人口填充，沈哲子也不敢放开限制大量接受难民。难民们之间那些天然的宗族乡亲联系，很容易就将流离失所的难民导向为无恶不作的暴民。这样一个年代，善恶之间本就没有明显的分界。
这也是为什么终东晋一朝，流民帅虽然掌握强大力量，但却始终不足成为一股成气候的政治势力。如此复杂的内部形势，根本就酝酿不出来一个成熟的政治诉求和企图，只能辗转在高门之间，作为爪牙受人驱使。
相对于淮北兵乱，沈充更在意的则是郗鉴出镇京口之事：“郗公东往，可谓真正能左右时局之布置。荆州、历阳应是多有不适，我家亦要深思日后要如何自处。”
他是深知郗鉴对流民帅能够施加的影响之大，早年力劝王敦将郗鉴召入朝中。然而眼下终于困不住此人，一旦其降临京口，可知整个江东的局势都会有所动荡。
听到老爹这么说，沈哲子也感无奈。早先郗鉴之所以久谋外任无果，除了时机不到之外，也不乏各地方镇联合的抵制。京口位置显重，流民众多，此前没有一个强藩坐镇，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沈家也是借助东面空虚的时机，才能入主并且稳定住会稽的形势。
但郗鉴离都后，京口能够发挥的作用则就大得多，西向拱卫京畿，南下震慑三吴。可想而知，以后沈家必将承受来自京口方面的压力，难再如以往那般超然吴中。
郗家既得到执政高门的接纳，又能对流民帅施加不小的影响，这种天然的优势，注定了其家必然要坐镇京口这样一个显重内藩。
沈哲子早知这局面不可避免，因而提前数年就开始布局，从最开始的隐爵隐俸，一直到如今的吴中商盟，都是为了保证能够抵消京口压力，乃至于反制京口。但也正因为这些布置，他家与郗家之间必然不会和睦，若易地而处，有别家在会稽诸多布置钻营，也是沈家所不能忍受的。
此前的诸多布置，眼下到了接受考验的时候。究竟是郗鉴坐镇京口强力驱除沈家在京口的布置，还是沈家能够顶住郗鉴的压力，在京口成功扎根下来，尚需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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