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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又出事了？什么天大的大事？”我吃惊地问。
“也不知道他家交上什么倒霉运了，出门就倒霉！他父亲好好地在建筑站盖房子，想赚些钱回来还账；谁能想到，昨天一阵大风刮过来，脚手架倒塌了，他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把一条腿给摔断了！工人七手八脚先送到乡里医院，医生说伤势严重，乡医院设备不齐全，做不了手术，叫送来县医院抢救，所以急忙雇车又送来县医院。小峰接到信，安排他妈妈在家，又来告诉我，我们就连夜赶来了。”
“一阵风就把脚手架刮倒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不解地问。
芸姐解释说，建筑站的脚手架都是用竹竿搭设的，平时也没有事，昨天刮大风，脚手架吱嘎吱嘎地响，他们也没有在意，照样干活。突然，绑扎脚手架的一根绳子磨断了，脚手架上的搭板脱落下来，上面的三个瓦工当即就摔下来，造成一死两伤的惨剧。一个小青年脑浆迸裂，当即死亡；王小峰父亲一条腿严重摔伤，另一个摔断了胳臂。死亡的一家人正在建筑站大闹，两个受伤的都送在县医院抢救，工程也停工了。
芸姐介绍完情况，看着我着急地说：“妹，你说倒霉不倒霉？他家的事刚有点眉目，又发生这种事，这不是要人命吗？”我问王小峰呢，芸姐说在县医院守着他父亲吊水呢。我见事情严重，就说你带我过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正好我父亲也在县城，我把他也找来。芸姐摇摇头说，反正有建筑站扛着，暂时也不用找人。
我跟随芸姐匆匆来到县医院外科病房，看见王小峰坐在病床前正看着他父亲吊盐水；他父亲的右下肢被一层层纱布包裹着，一片片渗出殷红的血迹来。我走上前问道：“大叔，你觉得怎么样？”老人紧闭着眼睛，急促地呼吸着，没有回答。王小峰说，父亲疼得受不住，护士给打了止疼针，刚睡着不大会。他站起来坐到父亲的病床上，把凳子让给我坐。一条凳子，我和芸姐推让了一会才坐下来。
我问王小峰，原来不是说你来上学，大叔就回家干农活吗？他怎么还在建筑站盖房子？王小峰说，原先这么打算的不错，只是工程没完工，站长不让回来，又不给结算工钱；田里的庄稼他和母亲才锄过，也不太着急，只好留下多干几天；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事情！他叹息道：“人要该倒霉，什么坏事都能赶上，真没有办法！”我说，这都是意外事故，谁也料想不到，要是事先想到了，还不来建筑站干这活呢。他自责道：“这都怪我啊！我要是不得这场病，家里欠下这么多钱，父亲这么大年纪，哪里会到建筑站盖房子？他又不是建筑站的职工，还是托了一个亲戚的人情，好不容易才进去干的。他全是为了我啊！我真是该死！”他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芸姐见王小峰痛苦自责，很同情他，连忙说：“话哪能这么说？难道你想生病受罪、耽误功课？世界上大概没有这样的人。事情摊上了，有什么办法？你就只好忍受，怪谁都没有用。”我也帮着说：“还是芸姐想得开，说得对。事情摊上了，就得积极想办法应对，不能总是埋怨自责，这样只会自找痛苦，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王小峰见我和芸姐都这么劝他，只好低下头，停住自责。
我又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建筑站是怎么赔偿的？王小峰摇了摇头，意思还不知道。芸姐解释说，暂时只是送来治疗，赔偿的事还没有谈。才听说摔死的那个，建筑站打算赔偿一万元；主家不同意，双方还在交涉，尸首也没有下葬，说是已经闹到乡政府了。乡政府的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还叫来派出所的警察维持秩序，生怕再闹出事情来。我说一万元是有些少了，人家好好的一青年人，又能干活，又有技术，由于他们的脚手架出了问题，一下子就摔死了，人家大人孩子怎么接受得了？说什么也得多赔偿一些，也好安抚安抚人心。芸姐叹息说，不知道乡里领导人能不能想到这一层，会怎么研究决定。
王小峰说：事情难办得很。建筑站是乡办单位，基础差，资金少，制度也不健全，职工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又没有签订合同，赔多赔少都没有依据，只在双方交涉。根据以往的经验，死主家人多势众，闹得厉害的，就多赔偿些；人丁单薄，来闹的人少，压力小的，就少赔偿些。刚才我们两家商量好了，现在只谈治疗，不谈赔偿的事，看看治疗情况再谈赔偿。我说，这样也对：如果大叔的伤治疗好了，没有什么后遗症，赔偿些抚养费也就算了；如果落下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王小峰说，我们也不奢望赔偿多少钱，只盼望父亲的伤早日痊愈，他能回家干活，我也好早日回学校上课，千万别像上学期，又把高考耽误了。我说，不会的，这才是上学期，高考还早着呢；再说，大叔是摔伤，不是病，度过这几天就好得快了。
这时，老人的手动了动，呻吟了几声，我刚要问候，他又睡着了。王小峰说：“叫他睡吧，醒来又疼痛得受不了。”我点点头。又坐了一会，我掏出三十元钱对王小峰说；“我下午还要上班，就先回去了，下次再来看望大叔。这点钱留给大叔买点东西吃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找我，千万别客气。”王小峰把钱塞给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反正治疗，招待，一切费用都是建筑站的。你要上班，就先回去吧。有事再去找你。”
芸姐把我送出来。我问：“大叔的伤到底怎么样？”她说：“我也说不清楚，他不停地叫喊，疼得很，看样子不轻！”我说疼一点倒没什么，就怕落下后遗症，以后不能下田劳动就坏事了。芸姐不无忧愁地说：“我也就怕这一点，万一他不能劳动了，只怕小峰就不能上学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不其然，隔了一天，芸姐又来找我，她说王小峰父亲的右腿保不住了，这几天一直高烧不退，医生说腿上的肌肉和神经已经开始坏死，要截肢。我很吃惊，说：“截了肢，不就成残废了吗？以后怎么干活？”芸姐说，没办法，医生说，不截肢，就有生命危险。
我和芸姐赶到医院，只见王小峰抱着头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我问：“大叔的手术已经做了？”他叹了口气，点点头，却没有说话。我见他很痛苦的样子，真想劝他几句，可是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怕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反会惹他更加痛苦伤心。我只好默默地陪着他坐等。
约莫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一名护士用手术车推出王小峰的父亲来，他身上覆盖着白色的床单，右腿的下半截明显地虚掩着。此时仍处在半昏迷状态，他嘴里不停地呻吟着，说着一些听不清楚的呓语。王小峰急忙迎上来，抱住父亲，哭喊道；“爹，都是我害了你，儿子该死啊！”芸姐见王小峰悲伤，也连忙走过去，拉住他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赶快到病房拾掇好病床，准备接应。”催着王小峰离开。于是，我和芸姐一边一个护卫着手术车推进病房，同病房的亲友看见一起过来帮助，大家七手八脚把王小峰的父亲从手术车上抬上病床。护士过来吊盐水，接上一些检测仪器，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才离开。
王小峰的父亲轻轻呻吟着，王小峰弯着腰看守着父亲，眼睛里注满泪水，无限悲伤。芸姐围着病床这边塞塞，那边拉拉，不知所措地忙碌着。又过了一阵，老人渐渐睡着了，王小峰和芸姐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些。我安慰他们说：“大叔做了手术，高烧就会消退，渐渐地创口愈合，就好了。”王小峰擦干眼泪，点了点头。情况明摆着是一场悲剧，还有什么好说呢？情况太惨，我陪着看了一会便告辞离开。
半个月后，王小峰的父亲出院了，他右腋下夹着拐杖，由王小峰和他母亲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我和父亲前去送行，买了一大包鸡蛋糕送给他回家吃。我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们只是默默地点头，叹息，却很少说话。我和父亲一直送到汽车站，看着他们坐上汽车方回。一路上我和父亲唏嘘不已，不时议论着这个不幸的家庭，议论着王小峰的前途，议论着芸姐的婚姻，尽管我们多从好的方面设想，但还是觉得这个家庭、家人难逃悲剧下场，芸姐的命运也不会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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