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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一条鞭法”，是指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之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推广至全国！
一条鞭法的规定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税，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做，大大简化了税收制度，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
既然这样的税收政策，有诸多好处，为什么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现呢？这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够，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才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先说生产力水平！中国古代，明朝以前，粮食产量一直得不到有效保证，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国策，民以食为天嘛，这也是历朝历代重农抑商思想之根源所在！
粮食如此宝贵，在许多时候，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就算有，也没人舍得把赖以生存的粮食拿出去卖，而是修建粮仓，保存起来，生怕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时，自己会饿肚子！
可想而知，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官府征税，要钱不如要粮，在产量低的时代，最宝贵的一般等价物就是粮食，比钱珍贵！
钱不能吃，不是生活必需品，可人却离不开粮食，一顿不吃饿得慌，无论在战乱时期，还是和平时代，粮食都是价值不菲的硬通货！无论你缺什么，都能用粮食换到，钱可就未必了！
然而，到了明代中晚期，这种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大明王朝的粮食产量，竟然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巅峰，是以往历朝历代所无法媲美的，人们终于不再挨饿，粮食也就显得没那么精贵了！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众多，但其中一条，我们提过，那就是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诸多新型粮食作物的引入和种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易种植、好成活、产量高的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农作物，它们都是明代引入中国，并开始广泛种植的！
有了高产的农作物，再加上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老百姓不挨饿了，粮食也就失去了硬通货的功能，官府征缴赋税，再收取粮食，显然既繁琐，又笨重，还得支付高昂的保存成本，得不偿失，不如直接收钱！
再说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开始出现，并蓬勃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更是萌生出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景！
要不是蒙元和满清，突然在中间横插一杠，开了历史的倒车，经历了无谓的曲折与坎坷，也许古代中国便能领先世界，提前走上近代发展道路，至今傲立全球，独领风骚，也说不定呢！
总之，在商品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尚未形成，钱的用途，便十分有限了！许多地方，还在以物换物，有钱也未必能买到东西！然而，当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以后，以物换物就不方便了，货币的流通作用，便更加凸显，这也是为什么宋代出现了纸币的雏形——“交子”的原因所在，更是明代以银两和银票作为流通货币的源头！
介绍了“一条鞭法”，以及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再来说说司马懿的“纳赋令”！既然税收改革，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度决定的，那么，在汉末三国时代推行这种制度合适吗？是不是太过超前了？
要说超前嘛，确实有点，却也基本符合目前的客观实际！穿越者刘纬，已经给这个时代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影响力，可不仅限于汉国境内，就连魏国，也早就不是原本的模样了！
为什么司马懿一道“垦荒令”就能让魏国上下，掀起一场农业大生产的浪潮，屡获丰收？其前提条件是，农业生产力，已经受刘纬的影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否则，哪有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粮食产量的大丰收！
因为司马懿和孟达的背叛投曹，以及曹镤等技术人员被挖角，刘纬早年间发明的生产工具，早已被引入魏国，包括坚硬的铁质农具、灌溉用的翻车和轮车、水力驱动的磨盘碾子等等，已并不稀罕，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当然，这也不都是刘纬的“功劳”，亦是孟达当年推行新政改革时所留下的成果！有了这些相对先进的农用工具，再加上“垦荒令”所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干劲，才使魏国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翻倍增长！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刘纬日防夜防，番薯的种植技术，还是被司马懿偷偷学去了！他所研发的那种“绝育番薯”还是有漏网之鱼，没有彻底去除繁殖能力，被魏国人培育出了种苗，并广泛种植，如今这种高产作物，也成了魏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可想而知，要是没有番薯，魏国粮食产量要想翻个几倍十几倍，哪有那么容易？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神奇的作物，看似不可能的奇迹才得以实现！
除了生产力的发展，魏国如今的商品经济，也是高度发达！刘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和魏国做买卖，再加上早年间孟达改革的效果，如今曹魏的国内市场已基本形成，外贸交易更是十分活跃，就连金融体系都已初现雏形，商业和手工业蓬勃发展，虽然不是刘纬的地盘，却已经深受影响，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商品经济浪潮，早已今非昔比！
如果说，只经历了这么一二十年的发展，就能赶上宋明时期的水平，那就太夸张了！但是，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结果，便是货币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司马懿选择这个时候，改革税制，推行新法，可谓恰到好处，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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