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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东方各诸侯国争相变法，不断强大时。历史似乎将秦国遗忘了，这个蜗居在西北苦寒之地的民族，一直受着魏国和匈奴部落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魏文侯之时，李悝变法、吴起练兵、西门豹治国，魏国的中央集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秦军在吴起的打击下，不断丧师失地。秦国只剩下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而另一方的魏国，则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眼看着秦国就有了被灭亡的危险。
秦国的出路在哪里？公子连如是问道。
面对魏国的蓬勃发展和秦国的困顿低迷，公子连并没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遥望西北，多少年前还是公子连的乐土。小时候，其父亲秦灵公给公子连取名为师隰，对其十分爱护。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正当公子连以为自己即将名正言顺的继承国君之位时，秦灵公竟然突然死去了。那一年是公元前424年。
公子连还来不及反应，其叔叔秦简公便将君主大位抢了过去。此时的公子连，只有区区十岁，但却是秦简公心中的大敌。为了免于遭受不测，公子连在一批忠臣的帮助下逃到了魏国避难。这一去，便是长达29年的亡命天涯，期间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之所以能够在魏国和秦国秦简公的双重压迫中生存下来，是因为在公子连一直有夺回君主大位的决心。
另一方面，于魏国而言，公子连是秦国曾经的储君，只是因为叔叔篡位而被废，因而在政治上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魏国在物质条件上，给予公子连优厚的待遇。
公子连趁着被困的时间，努力学习魏国的强国之道，同时还密切关注着秦国和国际的局势变化，只等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公元前385年，秦简公去世，把一片江山交给了自己儿子秦惠公，不久之后，秦惠公也去世，秦简公才两岁的孙子秦出子坐上了秦国国君的位子。此时的秦国，把持朝政的不是别人，正是秦出子的母亲。只是这个人并不善于治理国家，在她当政之时，大肆重用宦官和外戚。秦国老贵族与之爆发了激烈的矛盾，由此使得整个秦国的内政极其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的局势，秦出子的母亲只能用赏赐去麻痹他们，这样一来，矛盾虽然有所缓和，秦国的国库却就此一贫如洗。
秦出子之母又想出了依靠加重地主和自耕农的税收来维持国库支出的办法。她没有料到，这样一来，秦国的矛盾更加扩大，眼看着她的统治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前文中提到，魏文侯逝世，其子魏武侯即位，在魏武侯的雄才大略下，魏国的发展到了另外一个高度。甚至齐国田和也是依靠魏武侯，才得到了周天子名义上的认可。这样一来，魏国和齐国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三晋之地内部却爆发了一系列的矛盾。赵国将都城迁到了邯郸，因为此前的中牟特别容易受到魏国的攻击，到了邯郸，赵国的防守便上了一个台阶。
有人不禁疑问，此前三晋不是团结一致，到处征伐，甚至一度让天下群雄为之束手吗？何以现在会相互防范、兵戎相见呢？原来，在三晋联军多次打败齐国、楚国、郑国、宋国等国家之时，由于赵国在北方，被秦国、韩国和魏国包围，好处都让韩国和魏国给占了，赵国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这让赵国的心理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
更让赵国气愤的是，魏国对赵国南进中原的进程，处处设置障碍。无奈之下，赵敬侯遂决定迁都。赵国将都城迁到邯郸后，魏国便开始担忧。因为这时赵敬侯第一个要打击的对象，就是和魏国亲厚的卫国。
此时的吴起由于公叔的陷害，已经逃到了楚国，做了楚国的丞相。
赵国抓住这个机会，加紧和吴起的联系，并且实现了赵国和楚国的联合，对魏国占领的大梁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为了彻底让魏国陷入被动，赵国与楚国还一起加紧了和西方秦国的联系，霎时间，魏国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境地，这种局面几乎是魏国魏文侯以来最不利的。
为了打破这种被动挨打的局势，魏国魏武侯决意颠覆秦国政权。魏武侯明白，依靠自己手中的那一张底牌，加上魏国的国力，要颠覆秦国政权，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要想彻底的灭掉秦国，绝不是一件易事。
于是，魏武侯决定运用手中的那一张王牌——公子连。其实运用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将公子连送回秦国，在沿途给予他必要的保护。按照魏武侯的计划，只要公子连在魏国的帮助下能够夺取秦国政府大权，一个亲厚魏国的政府便会就此建立。退一万步说，即使夺权不成功，秦国也必定会大乱一场，失去东进的精力。对于魏国而言，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此之前，魏武侯还和公子连进行了沟通，他要公子连心甘情愿地回去，要他对自己怀有感激之情；要和公子连做好计划，以便能够顺利夺取秦国的君主大位。只是公子连并不像魏武侯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并没有脑袋发热，就答应了下来。因为他深知，魏武侯之所以让他回去，决然不是为了什么打抱不平，而是完全为了魏国的利益。
此刻如果公子连毫不犹豫便答应回国，则自己就会被魏国利用。如果借着魏国的威势回国，秦国和魏国连连战争，自己必定会受到秦国人的排挤。即使自己在魏国的支持下，能够顺利取得国君之位，在今后的执政过程中，也必然处处受到魏国的制约，自己就会失去一个国君应该有的自由和尊严。而秦国一旦被魏国所制，必然会面临很多的困境。
对自己和国家都不利的事情，公子连需要认真的思考。
思考过后，公子连最终决定给魏武侯来一个缓兵之计。他首先感谢魏武侯及上代魏国国君的悉心照顾，然后说明基于魏国国际局势比较紧张，魏武侯应接不暇，所以不愿意让魏国劳师。这就是说，他要利用自己独立的力量，回到自己的国家。魏武侯见公子连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帮助，也没有多做思考，只要达到了让公子连回国的目的，自己的预想就很可能实现，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当然，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魏武侯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车马给公子连，同时还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启程回国，自己也好准备给他践行的事情。
公子连当然不会答应立马就走，而推脱说一年之后。公子连其实想利用这一年的时间，细细观察各方局势，同时还准备积极打点好各方势力。也亏了魏武侯的阴谋，让公子连回国夺权的计划被迫提前。
当时的秦国，已经有很多人和秦出子母亲不和，其中最有实力的当属朝中大臣。公子连首先要拉拢的就是这些个掌握秦国政权的人物。其次，则是联系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他们的实力虽然不足以颠覆秦国政权，但却是和秦出子利益冲突最大的群体。再次，公子连派遣了一大批能言善辩之人前去秦国，在街头巷尾发布将要施行新政的消息，其中主要涉及打击秦出子所重视的外戚和宦官，维护宫室人员、地主阶级及其他反抗秦出子母亲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当时，最可靠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名气，而是实力。而军队则是实力的最重要的体现。没有军队的支持，一切都只不过是空谈。所以公子连将自己此次拉拢的重点，放到了秦国军队的军事将领身上，同时还对那些豪杰义士给予优待，尽量用金钱让他们为自己服务。事实证明，公子连的做法是很正确的，在他的努力下，获取了秦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么多人站在了公子连的一方，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公子连才是名正言顺的秦国君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国自秦简公开始，多少年以来，秦国不但没有实现雄霸天下的宏图伟愿，反而在黑暗的统治下，朝政日益腐败，国力日渐衰弱，整个河西之地都被魏国占领了，秦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
秦出子时期，秦国的政治更加的黑暗，如此下去，秦国很可能被魏国吞并。内忧外患之下，秦国每个国人都希望，能够出现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改秦国政治上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以及军事上的被动，带领秦国重新走向辉煌。秦国的大臣、地主阶级以及自耕农等都明白，秦国唯一的出路，便是着力推翻秦出子的统治，迎接公子连早日归来，在秦国推行新政。
一年之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子连只需要回到秦国，便很有可能夺回他失去的政权。于是，公子连走到了魏国的王宫，向魏武侯辞行。30年来，魏国对公子连还算不错，尽管是出于政治目的。无论如何，公子连都需要感谢魏国的盛情款待。为了表示这种感谢，公子连向魏武侯发誓，如果自己能够成功夺回失去的权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要魏国不主动出击，秦国必然不会与魏国为敌。
这种说法看似真情实意，实际上则表现了公子连的一腔豪情和虎视天下的霸气。这让一向眼高于顶的魏武侯心中一震，或许自己放公子连回国等于放虎归山。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魏武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搁浅在浅滩的龙，慢慢地回到属于他的大海。
恰如公子连所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公元前385年，公子连终于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秦国故土。在河西地区，秦庶长菌改早就在那里等待，公子连归国采取的是大张旗鼓的方式。这样能够号召更多的人，名正言顺地回去夺权。
但公子连归国的消息很快就被秦出子之母知晓，于是，秦出子之母紧急调拨了大量的军队前去河西，准备在公子连尚未归来之时，便将之消灭。但是公子连早就预料到了秦出子之母会有此一招，所以在此之前，他就收买了这支军队的将领。整个军队，其实都已经投向了公子连，除此之外，秦国上下许多人听说公子连归来的消息后，皆前来迎接公子连。就这样，公子连兵不血刃便回到了秦国都城雍城，在军队和人民的簇拥下，公子连很快便将少数忠于秦出子母子之人一网打尽。公子连正式坐上了秦国国君之位，是为秦献公。
公子连终于实现了坐上国君大位的愿望，但是他富国强民、雄霸天下的最终政治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在具备了充足的实力之后，秦献公便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废黜人殉制度。秦国的人殉制度最先出现在300年前的秦武公时期。那时，人们以人殉的数量来显示死去者的身份和地位。为此，秦国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壮年奴隶被杀。此制度十分残忍，许多劳动力被杀严重阻碍了秦国人口的增加，对秦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
正是基于人殉制度的这些弊端，秦献公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废除了这种制度。自此之后，秦国大量的劳动力得以存活，投入了秦国百废待兴的大业当中，秦国的工商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外来人员的流入，让秦国大批荒山得以开垦，田亩面积大大增加。秦国人殉制度的废除，代之以陶俑来殉葬，标志着秦国的封建制度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在秦国都城雍城聚集的那些奴隶主阶级，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秦献公的改革处处掣肘。秦献公大位初立，尚未立下尺寸之功，如果直接和奴隶主阶级爆发冲突，无异于自寻死路。秦献公之所以能够登上君主大位，全靠奴隶主贵族的支持，如果贸然和他们翻脸，必然会落人口实，认为他以怨报德。思量之下，秦献公决定将都城迁到秦国的东部，也就是接近河西之地的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之武屯乡）。秦孝公此举一方面可以摆脱奴隶主阶级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他收回河西之地的决心。
秦献公没有选择直接削弱奴隶主贵族权力的办法，而是加强了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实力。其方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出租禾。在秦献公的统治下，政府征收赋税的标准，不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土地占有人的实际耕地面积。这样不仅使得国家的税收有所增加，促进了秦国的生产，也在法律上承认了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利。这一措施在秦国的西部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抵制，而此时秦国的政治中心，早已经不是西边雍城，而是东部的栎阳，栎阳的新兴地主阶级则大力支持改革。
很快，秦国奴隶主贵族手下的很多奴隶，迫于经济上无法忍受的压迫和剥削，不断地逃到了地主阶级这边。无可避免，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必将越来越大。但是与占据国家政权、高官显位的奴隶主相比，地主阶级的实力明显处于弱势，所以在矛盾斗争中，地主阶级经常处于下风。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地主阶级必将采取极端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权益。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秦献公苦思冥想，最后决定大肆任用有才能的地主阶级代表来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同时，秦献公还颁布法令，允许自耕农和地主阶级在战争中斩获军功，以此来获取爵位。很多经济地位很高但政治地位低下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得以真正地走向社会的上层。一时之间，整个秦国上下充满了勃勃生机，秦军也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不断强大。
在提高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地位的同时，秦献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奴隶主阶级。其中最有效果的，便是和贵族势力中权力最大的家族结为姻亲关系。秦国的变法阻力逐渐减小，秦人也看到了富国强兵的希望。
在完成了稳定地主阶级和贵族阶级两大任务的同时，秦献公也着手进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秦国经济，控制秦国人口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大多数几乎照搬照抄自魏国，但是其在秦国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秦献公六年（公元前379年），蓝田、善、蒲、明氏等边境地区被秦献公改造成了县，县令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这就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了中央。秦献公得以控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第二年，秦国建立起了市，用来发展和管理工商业，通过抽取营业税，秦国获取了更多的收入来源，国库一改往日的匮乏，变得充实起来。又过了三年，秦献公开始改革户籍制度，五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农忙时必须互相帮助，以保证农业的旱涝保收，农闲时则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可以全民皆兵。一人犯法，五家与之同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人自危，极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社会治安状况。
秦国在秦献公的改革之下，国力大大增强。但是在一开始时，秦献公并没有急于和东方六国争夺霸权。反而是励精图治、厉兵秣马，任凭东方六国打得如何火热，秦国就是岿然不动。在这种情况下，秦国人对于收复河西之地，重现秦穆公之时的辉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不断地凸显出来。
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缓解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秦献公在其晚年时，终于打破了当初对魏武侯的盟约之言，用战争的方式展示秦国的改革成果。
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韩、魏两国兵临周天子封地，威胁周显王，秦献公抓住时机，找准这个借口，起兵勤王。韩魏联军与秦军在洛阳一线交战，韩、魏两军大败，被秦军斩杀了数万人马。这使得秦国在国际地位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秦国很成功地将矛盾从人民内部转移到了国际之上。尝到了甜头的秦国，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们在西北的高地上虎视眈眈，一旦有机会，便会东出函谷关，参与中原的争霸大业。
当然，秦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夺取魏国的河西之地。当初迁都，就是为了表示这个决心。秦献公贵为秦国国君，必然会兑现当初的承诺，他一直等待的是成熟的时机。秦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军大举攻击魏国，在失去了吴起的情况下，魏国一败涂地，吴起所攻占的河西之地，全部重新落入了秦国的手中。秦军甚至一度达到了魏国的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杀了6万魏国军队，经此一战，秦国以前所未有的胜利者姿态重新站在历史舞台。秦献公将战争中所收获的领土，都封赏给了地主和旧贵族势力，双方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只是秦献公没有料到，数年之后，一个名叫商鞅的人，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而今日为了缓和矛盾而分封的土地，也成了多年之后改革运动中的最大障碍之一。
当然，此时秦献公所获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秦献公获取了对魏战争的胜利之后，周显王赐予了秦献公“伯”（是霸主的意思）的称号，可谓名利双收。两年之后，秦国和魏国再次交战，这一次的战场在少梁。此次战争，魏国再次遭遇了惨败，甚至连魏国的相国公叔痤也被俘虏。不久，秦献公去世，即位的是秦孝公，轰轰烈烈的秦国变法就要开始了。
而远在东方的魏国似乎感觉到了危机的到来，在秦献公逝世的第二年，便将都城从山西的夏县迁到了河南的大梁。
少梁之战的胜利为秦国赢得了20多年的稳定，毫无疑问，秦孝公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去发展壮大秦国。于是，有人论道：秦孝公据?ズ??獭⒂涤褐葜?兀??脊淌匾钥?苁遥?邢?硖煜隆??儆钅凇⒛依ㄋ暮Ｖ?猓?⑼贪朔街?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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