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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先生，请闻一下香气如何？”
安文接过来，放到鼻子底子，装模作样的闻了闻，
“普洱茶的香气让人如临仙境。完全放松呀，这时候要是再有一曲‘高山流水’那就更绝了。
“哈哈哈！”安迪笑了，“安先生果然是个妙人也！”
话音未落，果然门外就传来古筝演奏的“高山流水”。
优雅的曲子直入心扉，让人忘记烦恼，忘记了世间一切纷忧！
大家听的心旷神怡，安迪将沸水倒入紫砂壶，加盖泡制20来秒，
然后给大家倒入茶盅做个手势，
“请！”
一曲终了，安文问道，
“安迪先生万里迢迢来到魔都，不会是只为了请我喝茶的吧？”
“安先生怎么对我会说华语一点都不好奇！”
安文哈哈一笑，
“好奇害死猫呀，如果安迪先生想要说的话，还用我问吗？”
安迪也是一笑，
“看来安先生是不会为好奇而受到伤害的了！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我是犹太人，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五年，是这里保护了我，让我有了第二次生命，我感恩这里！”
安文了然，
“这么说安迪先生的童年回忆并不美好！”
“是的，可以说是颠沛流离、悲惨的很！”
安迪.格鲁夫皱着眉说道。
“当时好像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这个地球上竟然没有我们可以落脚的地方。
我当时还小，不知道或者说忘记了什么原因，只记得乘坐着一艘很大很破、人很多的船在海上漂流了好多天，才来到了这里。
当时，在船上，每天都有很多人病死或者饿死，然后被扔到海里，我真害怕有一天被扔下去的是我！”
安文点头，
“能活下来是最幸运的事！”
安迪.格鲁夫继续说道，
“船靠岸的时候，我的脚一踏上岸，我知道，我活下来了，我是幸运的！
从哪儿之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五年，这五年里我经历过人世间最极端的两种感情，极端的爱护和想尽办法要把我们斩草除根！”
“哦，能详细说说吗？”
“好吧，那我就说一下，有好多事情也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
关于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安文还是知道一些的。
上海隔都（犹太人居住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虹口区一块面积约为1平方英里的犹太区。
那里居住着大约2万名从纳粹德国、奥地利、波兰和立陶宛逃亡来此的犹太难民。
难民们住进了上海最贫穷、最拥挤的区域。
当地犹太人家庭和美国犹太人慈善团体向他们提供了庇护所、食物和衣服的援助。
虽然日本方面的限制逐渐增加，但是并没有在隔都周围筑起围墙，而且当地许多中国居民的生活条件也同样恶劣，他们也没有离开这一地区。
在1920年代末，大部分德国犹太人都忠于德国，融入德国文化，而且相对比较富裕。
他们在德国军队服役，投身于德国科学、商业和文化的每一个领域。
1933年，纳粹在选举中获胜后，开始了政府发动的排犹运动，如1935年制定了《纽伦堡法案》，以及1938年的水晶之夜在德国发生“水晶之夜”后的犹太人，迫使德国犹太人逃亡海外，寻求庇护。
但是正如哈伊姆·魏茨曼在1936年写的，“看来世界将要分为两部分—犹太人不能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不能进入的地方”
正如1938年7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法国召集的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莱班会议所证明的，在1930年代末，要找到一个向犹太移民开放的目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一犹太人后来回忆说“犹太人被赶出来，关进集中营。
他们被告知限期离开—2周，一个月—如果能找到一个国家愿意接受。
他们的妻子和朋友苦苦挣扎，想搞到护照、签证或任何东西，帮助他们出去。
但所有国家的大使馆，包括美国，都向他们关闭了他们的国门。
在维也纳开始流传‘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去。他们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传言像火一样传播开来，所有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那就中国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是在南京条约后形成的，警察、行政和护照管理都由外国自治机构执行。
1937年淞沪会战以后，该市被日本占领，而日军和中国维新政府在该区域内没有建立护照制度。
上海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既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护照就允许进入的地方。
根据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签证只在订票离开欧洲时才是必需的。
在大批德国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已经有2个犹太社团定居在这座城市：富裕的巴格达犹太人，包括嘉道理和沙逊家族，和1917年十月革命后逃亡来此的俄国犹太人。
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被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解救，他在1938－1940年期间，抵抗他的上司中国驻柏林公使陈介的命令，向犹太人签发了数千张签证。
1938年8月15日，第一名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乘坐意大利轮船抵达。
到1939年6月，已经到达了8,200名犹太难民。
维克多·沙逊和保罗·葛摩建立的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ic），以及嘉道理创办的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cfa），提供了大量必需的援助。
这些组织在虹口准备了房屋，这里的房租比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便宜。
供给他们的是破旧的房间，以及6个学校改建的难民营。
占领上海的日本人将德国犹太人视为无国籍者。
大部分难民在1937年以后到达。1939年，对移民的限制增加了。
不过，许多犹太人继续抵达，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局尚未准备好接受大批移民，抵达的难民则必须面对穷困的虹口区艰难的生活条件：每个房间要住十个人，接近饥饿，可悲的卫生状况和不足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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