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乐阅读]
https://www.leduxs.com/最快更新！无广告！
张甲洲（张进思），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张甲洲历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师长等职。1937年8月28日在黑龙江省富锦遇害，时年30岁。
张甲洲１９２９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张甲洲在上海，见到陈赓及周恩来。1932年春，经党中央批准，张甲洲率于天放等六名同学打回老家巴彦。１９３２年４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４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经过精心筹划，创建了东北第一支人民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1932年5月，与于久公、夏尚志等一起，在巴彦七马架（今镇东乡）小学校组织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任总指挥，开展武装斗争。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转战于明水、安达、呼兰、青冈、兰西等地区，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不久，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巴彦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任师长，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任参谋长。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４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３０多人全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２４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２０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７月１６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中队长的儿子带４０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５０００发子弹。
然而，１０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５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７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８月中旬，赵尚志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生于1908年10月26日，1919年，随家迁居哈尔滨，幼年家境贫寒，11岁离家，寻职谋生。他当过杂役、学徒和信差。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年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早期党员之一。在学校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同年秋因为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１１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为学员，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党派他回东北负责学运工作。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０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５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２年８个月。1929年12月—1930年3月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派遣，到上海参加党中央高级训练班和团中央训练班学习。1930年4月12日因在沈阳国民外交协会会场夺取讲坛而被捕，拘押于沈阳宪兵司令部侦缉处拘留所。审讯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
1932年春，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6月初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以省委代表身份在巴彦游击队工作，在队内担任参谋长，政委等职。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８月１３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４军”，又把手下的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１０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１０００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５０人，赵尚志左眼下那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到了离齐齐哈尔２００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１９３３年１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县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几百人直打得独立师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７０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重整队伍。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劝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护我们的主张，原因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
“……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很是光火，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1933年初，所在部队被反动武装打散后，张甲洲被开除党籍，但仍从事地下抗日斗争。1937年7月，在富锦中学任教，向广大师生讲述革命道理，并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为其传递情报，运送枪支弹药。1937年8月28日，抗日将领祁致中为防止日伪当局对他的迫害，派参谋长李景荫、少先队政委郭革一等去富锦接应其转移，离县城行至董老茂村时，突遭伪地方团队武装伏击。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流血过多而牺牲。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于那里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１９３２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区、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１０００多人，同时，在各地的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但就在这时，县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１９３２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190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余巷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1923年考入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前身——私立蕙兰中学，同年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到同学拥护。在校期间，受《新青年》、《向导》的影响，逐渐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当年曾经发现培养华罗庚的熊庆来教授唯一的学生。中国少了位数学家，却多了位著名的抗联将领。1927年5月，冯仲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后受党派遣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５月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１９３２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等职。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党团员发出了捐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６０００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２０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３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中队长、李仁根任参谋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４０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７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１０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奸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一个办法。
１１月２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于1933年１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
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决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
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６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也身中７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虽然游击队不存在，但反日同盟会的影响在扩大，日本人也加强了镇压。通过特务打入“朝鲜人居留民会”，使一部分鲜族党员叛变，并摸清了中心县委情况。8月16日晨，日本人包围了县委所在地，鹤立新农庄。不分男女全抓，活埋了青壮年二十多人，中心县委书记老裴头和组织部长崔福贵牺牲了，中心县委受到破坏。只有六十几名党员转入深山亮子河隐蔽起来。至到秋天上级党组织才把汤原县委恢复起来。新的中心县委决定扩大武装，打击日冠。以夏云杰的两支手枪为武器，以亮子河六十几名党员为骨土干，再次成立了汤原抗日游击队。夏云杰任队长，李仁根为参谋长，徐镐头任中队长。当年11月，夏云杰安排小于和徐镐头两人，带两只手枪以买大烟为名，混进当地自卫团院内，乘人不备两人掏出手枪大喊：“不许动！交出枪抗日！”然后一人守在院内一人进屋取枪。潜伏在院外的徒手队员，听到声音一涌进院，缴了自卫队的全部30多只枪。汤原抗日游击队以亮子河为基地，壮大起来。
章节错误,点此报送(免注册),
报送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