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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一致选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钱公莱、张希尧、杨大光、郑奠邦、孙一民、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熊飞、顾翌常27人为委员。大会首先讨论救国会宗旨。与会的国民党人士提出救国会应以筹集捐款、救济东北难民为宗旨。至于抗日问题，应听候政府指示。阎宝航认为，救国会应以武装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否则，救国会没有成立的必要。双方唇枪舌剑，几至演成格斗。由于主张以武力收复东北为宗旨的人占有大多数，少数国民党人愤而离开会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救国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障主权。大会决定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计划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组织设计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人才，设计外交方面事宜，以应付东北目前状态。训练学生，一部分成为学生军，一部分回到东北做政治、军事工作。这次成立大会，虽然选出了执行委员，但由于大部分尚未到达北平，故未立即成立组织机构，也未选出常委。
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玉衡、卢乃赓、王化一、金哲忱等四十余名委员发表宣言，指出：呜呼！吾东北三千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日已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矣！浃旬之间，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我房屋，劫掠我财产，豺牙密厉，虺毒恣睢。以致闾里骚然，死伤狼藉，大好河山尽葬送于倭奴炮火之下。是真所谓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也！
10月21日，救国会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阎宝航任宣传组组长，副组长杜重远。负责出关人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工作。事实上，阎宝航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但以全力做好抗日的宣传，在军事方面，支持东北义勇军作战；在总务方面，积极募捐等，做了大量工作。到1932年1月12日，救国会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会务改组问题”，到25日，救国会机构改组完成：将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执委四十一名，常委十五人，监委五人”。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改为三个部：即总务部、军事部和宣传部（后又改名叫政治部）。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分任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和总务部长。
对于阎宝航参与其事的救国会的性质，确实存在不同说法。就参加人员的阶级成分而言，资产阶级占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就党派而说，国民党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莱等，青年党如王捷侠、霍维周等，都曾参加。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在党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则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现名为张金辉）等。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等，则大多属于无党无派。可以看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占大多数，虽然不掌握救国会的领导权，却是救国会的中坚力量。“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学生，并不是中共党员或支持者，他们只在国难当头时不断在追寻一条救国的道路，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忧国热忱，反对政府或国民党的论调固然经常有之，但绝不等于他们就是共产党，或由共产党所影响、号召，乃至策动，才参加救国会的组织。”
可见，阎宝航等组织成立的救国会，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之下，由东北爱国流亡人士等自发参加的民众抗日团体。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阎宝航和他的同事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之情，从事东北救亡事业，为复土还乡进行着不懈的士努力和斗争。
救国会成立时，阎宝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起草救国会成立宣言：《告东北民众书》。宣言由秘书处长卢广绩交给胡石如起草，经阎宝航、高崇民润色修改后发表的。全篇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北，充满切腑之情。对美丽富饶的东北大好河山充满着眷恋之情，表达了“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的决心。宣言谴责日人“竟于九月十八日深夜之间，出我不意乘我不备，肆意烧杀*掳之暴行，以逞其封豕长蛇之夙阁。其事变之剧屠戮之痛，不惟在中国为空前之未有，即征诸世界，亦乏先例”，“此种不讲人道，违背公理，破坏和平之野蛮举动，实为人类所不齿，抑亦国际所难容”。宣言指出：“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后各省‘独立’，进尔‘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夫东北者，乃我祖若宗辛苦经营，方有今日之繁荣。今则强邻凌轹，已非我有；清夜自思，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倘此时而犹泄泄沓沓，听其宰割，堕罕实而长寇仇，则全国覆亡之祸即在眉睫。望我同胞速起自救。”这字字句句，就像是阎宝航从心里迸发出来的一样，他在诉说，他在控诉，他在呐喊！
为扩大宣传，阎宝航制定了“内地讲演计划”，计划中对组织、材料、手续、经费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由阎宝航选派各地的讲演计18队，80余人。这些讲演队大多由阎宝航邀集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徐靖远等救国会主要负责人带队，分赴天津、南京、上海、福建、广州、浙江、江苏等地宣传抗日。阎宝航自己则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多次到南京、上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和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野蛮罪行与亡我之心；痛陈东北人民的悲惨境遇；盛赞东北义勇军和民众抵抗外倭侵略的斗争。据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4日报道，阎宝航在应上海市商会和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之请，到该市商会议事厅讲演时，不但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还批评当地政府事前不加防范，事后又抱不抵抗主义以致失地千里，不堪收拾。他坚决主张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日方赔偿我损失，树立我国东北之根本安全。他呼吁各界人民一致对外，与日本从经济上彻底绝交，以及厉行军事训练等等，在场两千多听众深受感动。
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阎宝航工作十分繁忙。当时，王卓然在张学良支持下，曾成立“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阎宝航等为委员。阎宝航要经常参加会议，研究探讨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在他的主持下，救国会宣传部还积极创办抗日救亡报刊。救国会“办事细则”中规定，宣传部第三科负责掌管“救国旬刊”，规定“所有到文、稿件、旬刊论文，及剪报等，均须按日送交部长核阅”，可见阎宝航对所办报刊是相当负责的。细则还规定“救国旬刊”首页评论，代表本会意见，应于本部每次部务会议，讨论决定题材。阎宝航对旬刊重点文章、评论不但亲自审阅，而且常常亲自动笔。1932年2月，政治部创办了由李全林任主编的《救国旬刊》，其办刊宗旨“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就是阎宝航亲自确定的。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高崇民、王化一等常委均为《救国旬刊》撰写文章。这年9月，政治部还创办了《东北通讯》、《覆巢月刊》。所谓“覆巢”，即覆巢之下无完卵之意，以警世人。该刊题名就是王卓然与阎宝航共同商议确定的。1932年春，南京政府与日本当局签订了《淞沪协定》，不抵抗主义者到处散发“抗日亡国论”。张学良将军指示救国会将《覆巢》由三日刊改日报。这年12月，在阎宝航支持下，《覆巢月刊》正式改为《东方快报》并正式发行。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即以抗日救亡、收复失地为宗旨，大量登载抗日文章、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很受民众欢迎，日发行量达12，000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东方快报》在坚持正常出版外，还出版发行许多进步书刊。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东方快报》出版发行了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的采访记《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该书在我国发行最早的中译本。该报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后才被迫停刊。
鉴于当时华北内外情势，抗日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1933年8月31日，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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