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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点：一是顾养谦信中点名批评了好几位朝鲜大臣，几乎各个派系都有，但却偏偏漏了李山海和以他为代表的北人党要员；
二是李?V本人对北人党有他自己的判断，那就是北人党的凝聚力不强，即便如今把李山海推出来，也不用太担心北人党一家独大，他们内部分裂的可能性相当高。
第一点是客观事实，李?V虽然不确定根源是什么，但大致能猜到一些，无非就是顾养谦或者说顾养谦身后那位大人物认为李山海倾向内附，有助于某些事情的推进。
第二点目前而言应该说是猜测成分居多，但李?V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他这么多年来居高临下观察和掌控朝鲜党争得来的结论。
朝鲜党争由来已久，不过太远的就没必要细论了，就说李?V这一朝。他这一朝的党争始于宣祖八年(注：我知道“宣祖八年”是后世的说法，但朝鲜的国王在世时应该怎么称呼年号我真没查到，读者诸君姑且将就一下吧。)，当时围绕吏曹铨郎一职，士林内部又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以及与沉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
金孝元居住在汉阳城东的乾川坊，于是以金孝元为首的后辈士林被称为东人党，而沉义谦居住在西边的贞陵洞，因而以沉义谦为首的前辈士林被称之为西人党。
西人党多为李耳及曹植的门人，属于畿湖势力；东人党由李?昙靶炀吹碌脑俅?茏游?诵牡牧肽鲜屏?钩伞
宣祖八年，朝鲜政局发生了变动，东西两党对峙的局面最终形成。而正巧在壬辰倭乱发生前，“郑汝立谋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册封事件”又成为了东人党分化的契机。
郑汝立受李耳引荐进入朝堂，万历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李耳去世。郑汝立由西人党逐渐向东人党靠拢。
郑汝立被推举为弘文修撰后曾“入对经延，诋斥朴淳为奸邪魁首，李耳为误国小人，成浑党奸陈疏，欺罔君父”。朝鲜义州牧使徐益曾书“臣伏闻郑汝立于延中进攻李耳，遂及朴淳、郑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为“汝立本李耳门下士也”。
换句话说，这郑汝立干了一件好比原历史上大明张居正时期出现的“门生弹劾恩师”事件，也就是刘台以《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弹劾张居正同样的性质。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郑汝立这件事影响更坏。
历史上刘台弹劾张居正，主要出发点是他认为张居正作为辅臣权力太大，作威作福，蔑视祖宗成法；郑汝立则几乎是人身攻击，直接开口骂恩师是小人，而且欺君罔上。这两者之间的性质显然还是有区别的。
由于朝鲜的政治体制几乎照搬大明，所官场风俗也类似，“欺师灭祖”那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性质等同于“谋反”。于是郑汝立毫无疑问就被罢官归乡，“而泼等相继伸救，每拟三司之望，上终不用，虽外官亦不落点，汝立忿恚愈甚”。
这几句话是说李泼等东人党人士虽为汝立发声，但郑汝立终究未能为官。归乡之后的郑汝立广泛结交各个阶层人士，创立了大同禊——咦，这个剧情是不是又有点像顾宪成罢官讲学而形成东林党？还真是世间从无新鲜事。
随后“黄海道观察使韩维、载宁郡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轴、信川郡守韩应寅等上变书言：‘前修撰郑汝立谋叛’”。
朴忠侃、李轴、韩应寅均为西人党，西人党抓住了“郑汝立谋反事件”向东人党施加压力。生员梁千会曾上疏发表“论郑贼与朝绅密交某某云，乃李泼、李洁、金宇?、白惟让、郑彦信、崔永庆等也”的言论，结果崔永庆被诬陷而惨死狱中。
郑汝立谋反事件之后，西人党在郑澈的带领下势力达到极盛。日后在东人党的分化中，郑澈打压东人党的行为，以及崔永庆惨死之事，更是加速了东人党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万历十九年)，柳成龙与郑澈商议世子册立问题，当时李?V的大妃懿仁王后朴氏并无所出，李?V偏爱与仁嫔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时，李山海的儿子李庆全收买了信诚君的舅舅金公谅。金公谅诬告郑澈扰乱后宫，陷害王子。信诚君之母金嫔为了保护信诚君，果断背叛了郑澈以及西人党。此后郑澈果真在经延之中提议立世子，李?V顿时大怒，当面训斥郑澈，而彼时李山海对一切了若指掌。
以此为契机，东人党开始批判郑澈，同时为“郑汝立谋反事件”中被下狱致死的崔永庆伸冤。就这样，郑澈被罢职，先后被流放到明川、晋州、江界等地。再后来，就如何处置郑澈以及西人党的问题，东人党便分化了。
世子册封事件后，郑汝立谋反事件中崔永庆惨死狱中之事再次被提及，两件事叠加，最终导致东人党出现分化，形成了主张仅驱逐郑澈、肯定他党存在的南人党，以及主张将西人党全部驱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党。
由此，朝鲜历来的党争传统使得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朝堂之事事无大小均会成为政党间彼此攻击的舞台。而随着壬辰倭乱爆发，国家外患滋生，可党争在朝堂之上并未停息，只不过此时党争的焦点转移到了宣祖“播迁”和渡辽“内附”的问题上。
两种关乎王朝命运走向的主张，与此时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这其中的争端过程前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但需要补充一下三党态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当时局面危急，随着播迁地点不断变化和对内附事件的争论，一时间激起了各个党派的斗志。此时对于辽东内附事件争论的落脚点便在播迁地点的选择上，因为播迁地点以及播迁方向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宣祖是否有渡辽内附的可能性。
之前说过，最早提出去辽东内附建议的是李恒福，但当时李恒福属于无党派官员，他是直到光海君当政时期才逐渐成为西人党领袖的。而在临津江防御失败的消息传入朝堂后，渡辽内附问题再次被提及。
彼时廷臣皆言：“欲渡鸭绿，则一渡之后，无复可为。”显然对于内附还是心存抵触者居多，然而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李?V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议。
此时党派攻讦的焦点在播迁地点的选定上。播迁地点的选择与辽东内附关系密切，因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V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V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内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点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水之隔的义州地带。
当李?V一行人马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李?V对于李恒福提出的由义州内附之事表示赞同，甚至在柳成龙等人攻击李恒福时，他亲自出面维护李恒福，公开表示“内附本寓意也”——这是我的意思。
此时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内附”之事坚决反对。
柳成龙提出两点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义之士不日奋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
他说这话是为何？是因为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已在组织义军活动，同样出身南人党的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此一旦“内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此外，出于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至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
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地，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路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不止尹斗寿，同属西人党的郑澈也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李?V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
不过，在识破李?V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李?V的疑虑，暂时性地满足李?V去辽东内附的愿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满足西人党利益之举。
原因在于江界和宁边均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斗寿曾在此积累了不错的实力，同时江界也曾是西人党领袖郑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为西人党势力优势区。
宁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一来其与咸兴之间有通行的道路，越过宁边，便可到达咸镜北道，于是便使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无反对的理由。
同时咸兴可通往义州，又满足了李?V欲渡辽内附的愿望。而后播迁地点选定为宁边，这实际上契合了西人党的战争策略。
当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V离开平壤，向宁边进发。同日到达肃川，再次日到达安州，又次日到达了宁边。到达宁边后，君臣开始讨论今后的战争战略问题。
此时有三种方桉：死守平壤、往辽东内附、抵达江界进而向咸镜道方向继续播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只有西人党成员与李?V进行君臣抗争，因为此前南人党成员柳成龙在接待大明来使，并未能参加此次讨论。
于是在朝堂之上西人党一党独大，独立与李?V进行谏争。尹斗寿此前被派遣留驻平壤，西人党成员十分信任尹斗寿，因而在此次君臣谏诤中，西人党全体成员均不再赞成渡辽内附，全部主张等待平壤消息，表示如若平壤失陷，则出奔北道继续播迁。
西人党郑澈对于尹斗寿十分有信心，曾表示“临近则贼为主，我为客，平壤则我为主，贼为客矣”，认为平壤可守。郑澈以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国家依旧有存身之地。为此，郑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迁之地江界，以此来表示对于内附的反对。
西人党成员崔兴源同样认为“贼势若挫，则北道可往”，同时崔兴源提出了如若内附的几点顾虑：一是宗庙社稷无处安放；二是如若大明不接受而同时遭受倭寇夹击，朝鲜定会无法应对；三是“辽东人心艰险”。
此时李?V数次与大臣展开辩论，但仅李?V与李恒福赞成渡辽内附，李?V曾直言“与其死于贼手，母宁死于父母之国”，甚至不惜提及安南国旧事。
李?V认为“赴辽，非但避难。安南国尝亡其国，自为入朝，天朝发兵送之，安南国得以复国”。所以在他看来，一来大明“抚藩字小”，肯定不会置朝鲜于不顾，其次此行不专为内附，还与请兵相联系。
最终结果便是李?V一行奔向义州为赴辽准备，世子光海君则往江界，进而抵达咸镜北道。此议一出，李?V便抛弃了反对内附的官员，令领议政崔兴源等与光海君一同侍奉宗庙于北道。
及至此时，朝鲜朝廷仍是西人、南人两党的天下，北人党因为李山海被罢暂时蛰伏，而当他在柳成龙执政陷入麻烦之时回归，重新带来的北人党却又隐隐已经有了“大北”与“小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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