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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方战场上，最不好应对的则是来去如风的蒙古弓刀骑兵，他们远能射箭、近能挥刀，面对重装步兵可以“放风筝”, 面对轻装步兵可以冲阵，堪称全能战士，可以做到败则小败、胜则大胜。
而当这样的军队面对临时征召的农民募兵，亦或者大明那些退化为农奴一般的卫所兵时，战场形势就更加一边倒了。这些刚刚拿起武器、毫无战斗经验的人面对骑兵的冲击，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情绪也就只有恐惧了。
在恐惧的趋使下，这些军队往往会四散而逃。如此一来不用多想，溃逃的这边失败显然就是一种必然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千年以来世界各国的军事家们尝试了各种手段, 其中最有效的就是长枪方阵和拒马。然而长枪方阵和拒马也有弊端。
长枪方阵的训练需要很长时间，还必须有足够高明的组织体系、抚恤方桉等配套措施，这样才能确保士兵积极作战；拒马的铺设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拒马的缺点还在于阵地运动性太差。
总而言之，大家都发现即便有了长枪阵和拒马，在阵地上却仍然急需一种新的方式来对抗敌军精锐部队的进攻。
巧的是，大致在同一时间里，捷克和大明都出现了一种可以对抗骑兵的战斗兵种——车兵。车兵所使用的战术，就是赫赫有名的车阵(车营、车堡)。
先说一下欧洲的情况。在十五世纪初期，捷克的手工业和矿业发展迅速，作为神罗土地的一部分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直辖领，哈布斯堡皇室一直对捷克采取高压政策——尤其是宗教改革兴起之后的宗教压迫。
由此，终于引起了捷克人民和中小层贵族的不满，面对德意志人的压迫，民族属性原本就是西斯拉夫人的捷克人民决定奋起反抗。
但是反抗归反抗，虽然捷克人意气风发、精神可嘉, 但是当这帮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临时组成的大军真的面对气势汹汹的帝国骑兵时, 大多数人马上表现出了应有的恐惧, 随后四散而逃。
为了对应这个难题，捷克的贵族们创造出了一种战法，即利用移动的四轮马车为屏障来保护农民兵的生命安全。这就是欧洲车营的雏形——胡斯车堡。
胡斯车堡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凭借高大的挡板为战车上的士兵提供保护，也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可以在战场上自由的运动。
胡斯车堡的基本单位是小组，每一个车堡小组一般有1020人和相应的军械。在小组之上，以10辆车堡为单位组成更大的战术单位，再往上则是几十上百辆车堡组成的连队单位。
每个小组一辆战车，战车的人员配置是2名射手(装备有火绳枪和炮)、4—8名弩手、2—4名链枷手(用农民的链枷作战)、4名长矛手、2名盾牌手(战斗时用大盾牌掩护人和马)和2名驭手。驭手负责驾驭马匹和到宿营地后联结战车，战车由车长指挥。
车堡作战并不是单兵种独立作战，而是步、骑、车三方结合，协同作战。胡斯车堡的配备步兵编为五十人队，配有五十人长。百人长指挥数个五十人队，步兵盖特曼统率所有步兵。骑兵因为装备轻，机动性强，因此任务是侦察、行军警戒、实施反冲击和追击溃逃之敌。
除了人员上的混合，车堡还利用火炮作为火力支援。胡斯车堡的炮兵部队分为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野炮有发射石弹的短炮管榴弹炮和固定在木制炮架上、发射石弹和铁弹的长炮管。
一般而言，5辆战车配1门野炮。主要攻城火炮是口径850毫米、射程200—500米的臼炮，每个战车队配1门。
可以说, 胡斯车堡是近代陆军战术的曙光，因为它终结了贵族骑士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打破了中世纪战争的个人武勇为主的战争特点，更加强调各个兵种之间的紧密配合。
当然，胡斯车堡并不是单纯欧洲人的专利，在遥远的东亚，明代的中国人也独立的创造出了车营的战法。
事实上，中国人使用这种近代战车的时间很早，大概在洪武时代末期，明军中就已经出现了火器战车这种东西。在十五世纪中期，虽然战车还没有成熟的战术，但是已经开始担当起对抗蒙古骑兵的大任了。
嘉靖年间，蒙古人屡犯河套地区，彼时嘉靖帝以俞大猷为大同总兵，自此中国的车营历程便拉开了序幕。
但其实早在俞大猷之前，明三边总督曾铣就提出过建设车营的计划，但是因为当时朝廷党争太激烈，中枢不肯放权，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俞大猷的大同车营也是站在了曾铣的肩膀上才得以建立的。
不过，虽然俞大猷首次真实的创造了车营，并对大明的战车进行了改进，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此时明军的战车仍然是人力独轮手推车，因此在机动性和火力运载上，还是不如捷克的胡斯车堡。
一直到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明军的战术水平才得到了质的飞升。从浙江来到蓟州之后，戚继光面对的敌人也从东南轻装上阵的轻步兵变成了塞北的蒙古骑兵。面对蒙古骑兵，在南方大杀四方的鸳鸯阵就不那么好用了——并不是正面打不过，而是蒙古人根本不会这样和他打。
因此，戚继光需要一种新的战术来对抗草原强敌，而他的选择就是战车，或者说车阵。
在借鉴了俞大猷的大同战车后，戚继光发现了大同车阵的一个bug——推车需要的劳动力太多，导致每队的作战人员较少。而为了保持战斗力，每辆战车的配备人数就必须提高，最终结果就是战车总数下降，或者军队数量提高、耗饷巨多。
也的确，俞大猷当时的设置是每辆战车50人，其中竟然有16个人是负责推车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戚继光发明了一种新式战车——偏厢车。这下子就更巧了，偏厢车和胡斯车堡的战车一样，都是利用战车的侧面迎敌，因为这样既可以加大防御面积，还可以利用马匹拉车，从而大大节省人力。
可以说，当时戚继光的蓟州车营包含了胡斯车营所有的优点，而且还有更加优秀的地方。
首先是战车上的火力输出，除了弓弩手和鸟铳手的轻火力输出，每辆偏厢车上都有两门小型佛郎机炮，每炮配备30斤火药和100发铅弹。
其次是人员的装备问题，明军的护甲由朝廷提供，因此装备相对较好(相对于胡斯武装)，优质的布面铁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刀枪箭失的伤害。
另外在人员分配上，蓟州车营和胡斯车堡也有很大的不同。蓟州车营的士兵分为正兵队和奇兵队，正兵队亦为车兵，十人一队，其中六人负责佛朗机炮的使用，两名带火箭的镗钯手，控制战车方向的舵工一名，然后再配一个队长；
奇兵队十人，四名鸟铳手，另外配备双手长刀。藤牌手两名，镗钯手两名。作战时，奇兵队位于战车之间，待敌军大部距离战车五十步时，火炮齐发，奇兵队火枪齐射；待敌军贴上战车之后，火枪队换长刀斩马腿，后面长枪镗钯手负责击杀落地的敌军。
与此同时，后面的火枪火炮不停，充做远程保护。还有就是奇兵队不得超过战车五步远……等等等等，总之就如鸳鸯阵一般，对各方各面都有考虑。
除此之外，车营还有专门协同作战的步兵系统——杀手队和鸟铳队。戚继光创编的杀手队，改进自原来抗倭的鸳鸯阵，但是要更善于对抗蒙古骑兵；而鸟铳队则是早期线列战术的成果。
一个杀手队由12人组成，两个牌手、两个狼先、两个镗钯、两个长枪、两个大棒、一个队长。一个火兵，作战时的阵型和鸳鸯阵类似，以战车为后盾运动。
鸟铳队的配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个队长、一个火兵、十个鸟铳手。作战时车前列阵三列，利用明军早已熟练掌握的三段击来提供持续火力。
除此之外，车阵还有骑兵营的配合。蓟州车营的骑兵营以十二人为一队，全营一共三千人，分左右中三部，其中左右两部有两名鸟铳骑兵、快枪骑兵、镗钯骑兵、刀棍骑兵，另外一个队长和一个后勤火兵。
中部第一局(戚继光就是用的“局”字)一队长八鸟铳三镗钯，第二三局一队长四弓骑四钩镰枪两镗钯。骑兵作战的时机在于敌军慌乱之际。当初最鼎盛时，蓟州的兵马一共有十万余人，而且后来朝廷还让各地军队轮番去蓟州受训。
和胡斯车堡一样，蓟州车营也有野战火炮的配合，只不过当时明军的大将军炮和欧洲的长管炮相比威力略有逊色。不过野战火炮中，也有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火箱车等前敌式手推战车，面对轻甲的蒙古骑兵，这些战车也确实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相比于欧洲的胡斯车堡，戚继光的蓟州车营可以说更具有时代的杂糅性。因为除了战车战术的运用，蓟州车营还包含了早期的线列战术。而在当时的欧洲，线列战术还并不流行。也正是如此，戚继光在后世才会被认为是东方的近代陆军之父。
不过，即使车营的优势很多，但它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太依赖平坦的地形。一旦地势崎区，车阵战术就很难发挥出它的威力来。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火器本身的快速发展，使得车阵最终被新式的步兵方阵所取代。
在原历史上，这个取代车营的战斗模式，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近代陆军起点——西班牙大方阵。
咦，是不是发现有什么奇怪的问题出现了？不错，问题就出在高务实。
高务实的出现，给大明带来了火器的发展，带来了比西班牙大方阵更先进的步兵线列战术，因此高务实自己领兵时并不搞偏厢车。他更愿意用高度的组织性和高额的抚恤、赏赐来获得近代化军队最为必须的严格军纪，然后以此为基础执行他的“排队枪毙”和刺刀火枪方阵战术。
至于说为什么这样，刚才已经说过，偏厢车对地形要求很高，而排枪阵、刺刀火枪方阵在通用性方面的优势就大多了，几乎哪里都能用。
再有就是从简化后勤来考虑。高务实非常注重装备的通用性和简单化，因此他在执掌户部并实际控制兵部之后，砍掉了边军中很多花里胡哨的各种武器装备，尽量压缩武器装备的种类，由此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大大降低了补充难度。
戚继光在战术上自是卓然大家，但要说到规模化大生产之类的事，显然就不如高务实擅长了。况且中国历来讲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戚继光作为武将也没有必要考虑军需生产与后勤调度的便利性等问题，这种事天然就是该高务实来考虑的。
不过高务实全面掌握户部、兵部的时间并不算很长，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戚继光训练的各路大军之中，除了最后一支——也就是禁卫军——之外，其余都沿用了他的第二阶段车营体系。
如果将方才所述车营战法看做的是戚继光车营的第一阶段，把高务实的基本不用车营看做第三阶段，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就是戚继光车营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车营的主要特点就是武器简化、编制简化，但作战思路上则依旧是依靠偏厢车的防护以确保士兵较少损失。至于其呈现，今日的战场便可见一斑——不过并不完全。
第二阶段车营在原则上也是车、骑、炮的协同作战，不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据战况不同、对手不同，也可以临时调整。
就好比今日他们面对的是日军，日军相比明军而言，无论骑兵部队还是火炮部队，都可以说是不值一提，他们赖以成名的战法就是铁炮队，也即火绳枪队。
除此之外，日军虽然普遍个头较矮，但因为战国两百余年的互相厮杀，使得日军近身搏斗偏偏还比较凶狠。
面对这样的敌人，骑兵、火炮其实都是有用的，但之前骑兵主力去进行战术欺骗了，暂时尚未回来，炮兵则需要继续演戏，以免过早暴露岛津义弘，因此就只能依靠专打刺猬战术的车阵来迎敌了。
好在第二阶段的车阵能够应付。京华改进过的偏厢车机动性和防御力都得到了提高，这是不消说的。虽然去掉了炮孔(炮兵专业化了)，但火枪兵的火力密度得到了提高。
日军在攻近之前就要先挨好几轮齐射，即便攻到偏厢车前，他们也会发现这车的上部会放下一个反斜角挡板，根本不好翻越，由此变成近距离吃枪子。
总之，除非日军士兵个个都是超级战士，否则迟早都得崩溃。
加藤清正此前发觉明军铁炮有效射程远超己方时，就已经知道此战必然艰难，在看到偏厢车的时候更是一下子就明白大事不妙，可是事到如今已经容不得他退却，只能反而下令快速推进。
加藤清正的意思是既然你有偏厢车可以防备我铁炮队的齐射，那我就快速接近，让铁炮队身后的竹矛太刀抢夺偏厢车，之后便以近战来一决胜负。
论近战，加藤清正认为己方必胜。多年前他就听说过很多故事，大多是由各路“水军”当年在大明沿海“闯荡”后带回日本的。所有故事几乎都如出一辙，皆言明军“遥遥放铳则或敢一战，刀剑交兵则必溃败奔逃”。
虽然壬辰年之后，加藤清正对此说法在心里稍稍修正了一下，认为明军骑兵还是敢于肉搏、善于肉搏的，但步兵因为极少交手，所以依旧被他轻视。
在加藤清正的严令之下，第一军团铁炮队拼着损失七八百之多，终于接近了明军偏厢车防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停下来打了两轮排枪。可惜，由于日军铁炮对加固过后的偏厢车难以洞穿，这两轮齐射的实际效果约等于零。
加藤清正此时已经顾不得铁炮队使用的基本原则了，下令铁炮队后撤，竹矛、太刀部队上前近战夺车。
日军因为财力有限，即使是第一军团这样的丰臣嫡系，战前一万人里也只有三千铁炮手，入朝之后的损失加上今天的损失，使得现在加藤清正手里的铁炮手已经不足两千，再损失下去就真的快要废了。
加藤清正只能豪赌，赌自家之兵能在近战中攻破偏厢车防线，甚至夺取明军的偏厢车，在之后的近战中一举击败来犯汉阳之敌。
然而意外的是，他忽然听到汉阳城楼上勐然开始鸣金，金声急切之极。
加藤清正整个人都呆了，甚至怀疑岛津义弘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好不容易顶着巨大的伤亡攻至明军跟前，只要突破这道车阵就能反败为胜、大杀四方了，此刻你不再接再厉为我亲自擂鼓助威，反而鸣金要我收兵？
“岛津义……岛津殿下湖涂了，此时岂是收兵之机？全军莫要管那鸣金，只管继续进攻！第一个突破明军战车者，如非武家出身，我将授予他武士头衔；如原本便是武家之人，我将赏他万贯永乐通宝！”
身份、财富，这些令人动心的赏赐已经明确，日军上下齐齐精神一振，开始对明军偏厢车阵发起凶勐进攻。
此时汉阳城楼上继续鸣金，而且鸣金的声音越发急促，好像再不收兵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似的。加藤清正眉头深锁，还是没弄明白其中缘故，干脆就当岛津义弘控制不了汉阳局势好了，自己则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此战的指挥中来。
日军顿兵与偏厢车阵防御之前， 很快又有了一百余人的伤亡，几乎都是被明军在车后射杀。而就在此时，加藤清正忽然隐约听到了大群奔马踢踏而来的声音。
更让加藤清正面色陡然变得惨白的原因则在于，这声音来自于加藤清正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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