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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所说，此前宋抚军与他提过四川的储粮问题，当中提到一件事，四川各地方府库的储粮名义上高达一百七十万石，但其中恐怕有较大的虚额，以及占比更大的霉粮、坏粮。
因为朱元璋定下的财政制度比较奇葩，中枢和地方实际上是各搞各的，以至于四川地方府库的储粮究竟有多少，连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都不是很清楚。
户部这边只有一个大概数据，还是从黄册和鱼鳞图册上的一些数据反推而得到的，究竟几分能当真，那可真是神仙都不敢打包票。
至于为什么能用黄册倒推存粮，这个就很复杂了，先得说明这黄册和鱼鳞图册都记载一些什么东西。
元明之交，各种元朝的户籍、地籍等资料要么遗失，要么因为战乱损失等原因早已对不上号。为了有效管理户口，掌握劳动力，保证大明朝廷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的普查，并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全国户口的总清册——黄册。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令全国各府县编制黄册，方法是以110户为里，每里之中推选丁粮多的地主十人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别编为十甲。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
甲中男子年满16岁的即为成丁，成丁就必须服役，至60岁才能免役。每年有一值年里长和一值年甲，由值年里长和值年甲的甲首带领一甲的成丁男子来供应政府的差使。十年之内，各甲都轮一次，为一周期。
这样，每甲在十年之内只须服役一年，其余九年均休息。应役之年叫“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叫做“排年”。里是乡村的编制，城镇中的则编为坊，近城的编为厢。
一里中的110户，按丁粮的多少为序编为一册，册中注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地产业等。其中，里中有孤寡之人不能应役，就附在110户之后，名为畸零。
黄册一式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缴至州县。州县汇总各里之册，制成本州县总册，也是一式两份，一份留于本州县，一份上缴到府。
如此各级政府依法炮制，府缴至布政司，各布政司最终汇缴到朝廷里的户部，因为布政司呈报给户部的册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故而称之为“黄册”。
记录全国总人口的黄册集中到京师后，就收藏于后湖(即南京玄武湖)黄册库中。朱元璋在湖中心的几个小岛上建有几个专门的档案室，用来储藏黄册及其他重要的档案文件。这位太祖爷大概认为这里四面环水，可以避免火灾，而且这些湖心小岛与外界联系少，档案的保管不易受外面的干扰，是个收藏档案文件的好地方。
即使是后来成祖迁都北京之后，黄册库还是保留在了后湖，大明二百多年中历次登记的黄册都送到这里来保管。
黄册即是大明朝廷征派赋役的重要依据，有了它，大明朝廷便明悉了全国的人口总数，掌握了土地的占有情况，凭借黄册便可向黄册名册中的百姓强征劳役、摊派赋税。而为了防止由于人口、地权的变化所引起的赋役负担变化，朱元璋还规定每十年就调查一次户口，并重新更制一次黄册，叫做“大造”。
至于鱼鳞图册，则是一种与黄册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册籍。
为了确切掌握土地占有状况，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以交赋粮一万石的区域为一区，把这一区里的所有耕地编为一册。在册中画上各田地的方圆形状，编上号码，写明四至、面积和田主姓名，并注明土地的性质、等级。
于是，当翻开这些册籍，只见土地图形重重叠叠状如鱼鳞，所以就叫做鱼鳞图册。鱼鳞图册即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
黄册以明朝的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老百姓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所以简单的说，黄册以户口为主，鱼鳞图册以土地为纲，两册互相印证，也互为补充。这两册起着一经一纬的作用，如同一张经纬编织成的一张大网，把大明的人口和土地全部网罗其中。
按理说既然如此，高务实或者说户部按照黄册和鱼鳞图册，就完全可以得到各省相对准确的储粮才对。毕竟，在农业科技没有什么明显跃升的时代，排除遭遇大灾之年，粮食产量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
与此同时，朝廷收取粮税的额度也比较稳定，那么地方上能留存的部分当然也可以推算。再加上粮食不是金银，它是有存放期限的，这也可以计算，因此总的来说，地方上的存粮在户部这边至少应该有一个虽然宽泛但大致上能够肯定的数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朝初期，这两册制度在朱元璋严格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下来，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方上主管册务的官吏就开始贪污舞弊，豪强地主也隐瞒户口及土地。
比如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登记的全国土地总面积为8804623顷，而到了孝宗时期的弘治十五年，黄册上的土地总面积居然就只剩下了4292310顷。全国土地(耕地)面积在短短百年间居然能缩水一半还多，荒不荒谬？这是遭遇了大范围核打击吗？
而人口的隐漏程度也和土地一样严重，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丁口(成年男性)已经达到6054万之多，而大明安享太平百年之后的弘治四年，黄册上登记的丁口反而减少至5328万。怎么着，难道封建时代的大明已经发达到能够产生人口陷阱的程度了？
显然不可能，经过百年的和平岁月，而且还增加了一些边远地区的黄册，总人口数不增反减，可想而知的是黄册上人口的脱漏之多。
所以在原历史上到了明朝后期，黄册干脆完全丧失了作用，几近为废纸。地方上的官吏为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模一样。
于是黄册中的百岁老人竟然大批出现。因此到了明朝末年，有人以“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来讽刺黄册的荒诞无稽。
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到“大造”之年往上一交就算完成任务。结果到了鞑清初年，竟然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明朝可是亡于崇祯十七年啊！
不过，原历史上张居正清丈田亩主要是功利性的，鱼鳞图册上增加了一些原先漏计的土地便算了事，也没和黄册挂钩。而这一世的实学派清丈田亩，到底比张居正干得稍微深入一些，除了找出一些瞒报的田地，也整理了一些过于夸张的黄册。
然而正如之前说过的，实学派清丈田亩发现问题最大的两个省，是湖广和山东，因此黄册的校正也以这两省为主。[注：湖广、山东的瞒报有很大原因是军屯瞒报，其中湖广还是大明最重要的商品粮产区，洞庭湖平原带取代了已经经济作物化的长三角平原带。]
这样一来，高务实手里能比较准确掌握的地方储粮里头也没有四川，再加上他此前清查仓储也只是清查户部仓储，还未深入涉及地方，于是他对四川的存粮照样两眼一抹黑。现在见刘?信中这样一说，顿时心中一咯噔，暗道大事不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代战争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高务实为了伐元，在京师一线提前两三年就积极存粮，但却忘了平定播州之乱也得提前存粮这么大一件事。他给刘?着重加强了军备，却忘了给平叛大军提前存储粮草，此刻不禁万分懊悔。
不过，他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湖广作为大明粮食主产区就在播州“隔壁”。
而四川本省其实也是产粮大省，之所以没成为粮税和商品粮大省有两个原因，一是蜀王家的地太多，征不到税也流不进市场；二是三峡太难走，没法轻松行船，因此运输太难，即便有粮食也很难出省。
[注：此时三峡难走的情况前文有述，大概是在高务实赴任广西途中提到的，可能是和刘馨分别时顺便提到，我懒得回头查具体章节了。]
现在这样一看，四川的粮食存量可能有大问题，一百七十万石搞不好要打个对折。虽说八十五万石也不少，但这得看粮食怎么用。如果大军堆在成都，那肯定够吃，然而这不是现实。
播州那个地方运输显然不方便，不方便就意味着一大半粮食实际上会被消耗在运输中，落到前线手里的粮食可能只剩三成，这就很有可能不够吃了。
当然，这一次出兵的二十几万大军并非都吃四川的军粮，贵州也得出一部分，从兵力来说大概要出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左右。可是贵州的粮食产量远低于四川，平时的储粮只能比四川更紧张，从贵州出兵的部分多半还需要四川接济粮食才行。
这下事情大条了。按照刘?的估算，从现在四川的储粮来看，此次大军围剿播州如果没有外援的粮草，那么军事行动的总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这三个月还是包括进军、平定、撤回三个阶段在内的，也就是说三个月之后，几路大军不仅要平定播州之乱，还得完全退回始发地。
即便以刘?的自负，他也只能表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高务实完全同意他的观点，除非这根本不是战争，只是一次轻装上阵的武装游行。
难怪历史上的播州之乱前前后后打了四年，原先高务实以为那主要是因为大明当时主要在和日本打朝鲜战争，对播州有些顾不上。现在看来显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后勤跟不上，没法以快打快。
有这样一个大麻烦摆在面前，高务实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了。草草看了一眼刘?的第二个担心，觉得军心士气方面相较于军粮隐患反倒不值一提。
刘?主要是认为此次出兵官军只占约三分之一，其他都是土司兵马，而这许多家土司对于征讨杨应龙到底是个什么心态，实在是很难讲。
杨应龙造反这件事，说起来和朝廷有志于改土归流关系很大，而且现在从朝廷的态度来看，平定播州之后是肯定要改土归流的。这些跟着朝廷出兵的土司就算再怎么忠心，他们也一样是土司啊，他们会怎么看这事？
唇亡齿寒之下，他们会不会出工不出力，甚至个别的一些人会不会私下和杨应龙勾勾搭搭？这都是很大的隐患。
高务实之所以觉得这事问题不大，主要还是从原历史上的发展进程来判断的。毕竟当时各家土司并没有出现什么出吃里扒外的事，如石?宣慰司的马家甚至鞍前马后兢兢业业，打得比很多官军还积极。
高务实估计，除了“忠心”这个很难说的原因之外，可能土司们还是有一些“幸存者偏差”，觉得反正造反肯定死路一条，不如老老实实不给朝廷有借口针对自己才更稳妥。
这种想法或许有些鸵鸟，但也很现实，毕竟从朝廷这些年的表现来看，连蒙古人都被吊打了，他们哪扛得住？也只能得过且过，能拖一天是一天吧。
其实高务实不清楚，这些土司现在比他想象中更老实，其中甚至还有高务实在南疆的那些“功劳”。广西岑黄两家土司虽然离开广西故土，但在南疆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手底下的“土民”膨胀了两三倍，直属的狼兵规模都扩大了不少。
在川贵土司们看来，随着高务实与黄芷汀的联姻，如果朝廷愿意的话，岑黄两家土司的兵马也是可以北调回来镇压他们的。这两家土司同样是“山地战专精”，一旦北调配合朝廷大军征剿，任是哪家土司，甚至土司们联合起来也只有死路一条。
与其作死，不如装死，这是没法子的事。
因此高务实还是把目光转回粮草问题，找来堪舆图仔细查看并思索解决之道。
他发现围绕播州附近，在四川、贵州军粮都极可能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支援粮草的省份基本上还是只有湖广。但湖广的粮食虽然肯定够，可运输却被三峡给卡住了。
大名鼎鼎的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以后世的行政区划是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迄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跨重庆奉节县、重庆巫山县、湖北巴东县、湖北秭归县、湖北宜昌市，长193公里。
而以当前的区划，倒是和重庆没什么关系，而是全境都在湖广，西起夔州府，东至夷陵州，距离自然是不变的，将近四百里。
这一路其实有驿路，而且正是水驿。如果反过来从东到西看，那就是始发于夷陵州的凤楼水驿，一路经过黄牛水驿、建平水驿、巴山水驿而达夔州府的永宁水驿。
然而水驿只是水驿，这一路主要只做传讯之用，尤其是顺流而下的传讯，的确可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可若是要运输粮食逆流而上……这一会儿激流一会儿浅滩的三峡可就是天堑了，这可不能指望风帆，问过纤夫们的感受吗？
即便京华有强大的内河航运体系，但其长江航道的东半部分历来也止步于三峡，西半部分则只负责以重庆为中心，西起嘉定(后世乐山)，东至夔州。所以，哪怕高务实让京华去帮帮忙，也只能把粮食运抵夷陵，而夷陵离重庆还是挺远的，有足足一千多里。
这可真是愁死高司徒了，他觉得自己穿越二十年，总不能一个播州之役还跟历史上一样，一打就打上四年吧？穿越者的面子往哪放！
可是穿越者也变不出火轮船，更不可能不把纤夫当人看，靠着累死十万纤夫强行干成这件事啊。
水路走不通，陆路全是山，难怪自湖广西部开始就全是一堆的土司了。这还真不是朝廷不想早些改土归流，实在是地理因素占了主导，朝廷即便有力也施展不出……何况此前也谈不上多有力。
眼瞅着这三峡水路在当前科技水平下实在无法可想，高务实也只能一改依靠水路的习惯思维，把目光重新转回陆路。
现在的问题是从湖广入川的通道被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给拦住了，两条山脉之间的水路通道就是三峡，一旦不走三峡，就必须挑一道山脉翻过去。
如果非要翻山越岭，那走北面的大巴山明显是在绕远路，这显然不必考虑了，只能翻南边的武陵山脉。
武陵山脉这边……咦，全是土司辖区？高务实看得一怔，心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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