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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藩岛津家，这地方和这家人一贯就不是省油的灯，尤其喜欢和代表中枢的朝廷过不去。在原历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从萨摩与长州两藩的倒幕运动开始的。
当然，后来明治政府中的大多数内阁成员也多出自这两藩，而且当时日本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一说，足见这两藩实力之强。同时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这两家强藩搞七搞八的最终目的，其实说穿了也就是与其你们命令我们，不如我们命令你们。
长州藩暂不去说，只说萨摩藩会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北洋海贸同盟，这还真是符合他们的历史作风。
原历史上的萨摩藩可不止是之前提到的那些历史，他们在十几年后还会入侵并实际控制琉球，不过这次入侵的主要目的不是侵略本身，而是为了方便和大明最生意——当然，是指走私生意。
再往后的倒幕运动那些离得太远，就不说了。只说岛津F4(四兄弟)为了和大明做走私买卖而入侵琉球这件事，就足以看出岛津家完全“目无王法”。
这么一个家族，被丰臣秀吉打了一顿，“屈辱”地表示臣服，心里不爽完全可以理解，欲图报复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么一来，高务实就必须重新审视起他对日本将来的“安排”了。
原本，高务实觉得自己现在手边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于日本方面暂时是没有过多的干涉计划的。相比于日本而言，强化大明是他的第一要务，留好南疆后路是他的基本保障，至于日本……他此前的计划通通都是规划在援朝抗倭战争之后。
为什么要等这场仗打完再细致安排呢？因为这场仗虽然对大明来说也费了不少力气，甚至差点打空万历的内帑，但如果反过来看日本也打虚了啊。至于朝鲜那就更不必说，简直一片焦土。
在这种时候，高务实才比较方便四两拨千斤，而不是自己出钱出力摆平日本。毕竟，摆平日本之后该怎么办，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变数，至少以高务实目前的看法，想把日本按照南疆的方式来统治，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更别说如果真把日本按照南疆模式来处理，到时候究竟是重南疆还是重日本，也可能会形成困扰。而在当前这个时代，跨越数千里海疆来统治两片不接壤的土地，也着实是困难重重。
南疆方面从资源优势的角度而言，肯定是高务实的首选“后路”，再加上掌握南疆更能抵挡西方殖民入侵，也更符合高务实思维中的“底层逻辑”。
但日本也不是一无是处，尤其如果要说“后路”，那么高务实倘若仗着强大的京华两洋舰队躲去日本，就算哪天真的惹毛了皇帝，也大可以高枕无忧。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按照后世日本史学家的估算，日本的人口在安土桃山时代后期、关原合战前夕，大概有一千两百万。如此，仅靠京华一家如何确保能够维持统治？
南疆和日本不同，南疆那边本来就有不少走投无路的汉人逃过去，几百上千年来，体内有着汉人血统的人其实并不少，虽然其中很多人实际上早已血脉单薄，可是只要政策引导到位，这些人很快就会变成“汉人”——户籍归化制现在就推广得很不错嘛。
日本就没有南疆这个条件，虽然也有极少部分汉人在日本留下了血脉，尤其是之前汪老板那个时期，不少顶着倭寇名头的汉人海盗都在日本留了种。可那点人往一千多万日本人里一扔，可真是水花都见不着。
这种情况下，高务实要是打算自己统治日本，可能比满清入中原的情况还要糟糕。当然，日本有其特殊体制，也许从天皇家里可以想想办法，但那都是没影子的事，现在高务实懒得多想。
高务实之前没打算过早干涉日本的原因，还有一条则是丰臣秀吉死后，日本会有进一步的内战，即所谓西军、东军之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关原合战。
关原合战是日本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月21日)发生于美浓关原地区的一场战役，而广义上的关原合战包括丰臣秀吉死后的一系列战役以及其他地区的一系列战役。交战双方为德川家康领下的东军以及石田三成等组成的西军。
这场战争双方都动用了超过十万人的兵力，并且最终决定出了此后日本的真正统治中心为德川幕府。
高务实之前的计划，就是等到关原合战前后再突然对日本进行干涉——那个时候，他的加入将是决定性的，无论偏向哪一边都可以决定日本的走向。
然而岛津家这次的举动让高务实产生了一点动摇：等到关原合战前后再干涉固然是格外省力，但其实他也知道，那样肯定会留下很大的后患，但如果从现在起就开始渗透呢？
比如扶植一下岛津家，把萨摩藩这个日本异类培养成他的带路党，是不是也有成功的机会，并让隐患更小一些？
培养萨摩藩，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肯定是很好的选择，毕竟他们作为日本西南的强藩，离大明可谓最近，对于拥有两洋舰队的高务实来说，不仅联络方便，而且就算是丰臣秀吉发现并且震怒，高务实也没什么好怕。
打陆战我舍不得战死太多的家丁，但如果只需要保护萨摩的话就不同了，有本事你就和我京华来个海上决战。
考虑到丰臣秀吉当前的行为习惯，高务实觉得这个可能性都很小——只要萨摩保持名义上的臣服，丰臣秀吉多半便不会选择使用武力。说起来，丰臣秀吉这一点和他倒有些相似，即能用政治手段解决的事情，坚决不用武力解决。
早前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解决了织田家内部问题，控制了织田氏旧家臣的实权，有意统一日本。他一开始倒也想利用武力屈服德川家康，可是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挫败，于是立刻转而采取与德川家康达成议和的外交屈服手段。在石川数正突然投靠之后，立刻与德川家康和谈，并收德川家康的次子于义丸为养子，再利用婚姻使德川家康臣服。
然后丰臣秀吉继续使用政治手段，以入侵朝鲜、展望大明为诱饵发动侵朝之战，蛊惑了大批实力强大的大名加入战争。
这场仗当然是打败了，但也严重削弱了当时主要大名的军力和资金。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德川家康因为得到丰臣秀吉的批准，以讨伐北条氏残余势力为名，获许留守名护屋城进行守备工作，没有直接参加两次战役，所以战争对他们的影响较少，因此影响力逐渐增大，只有同为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才有可以制衡德川家康的实力。
丰臣秀吉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9月18日)在伏见城病死，继承人是不到六岁的丰臣秀赖，这时候继续维持朝鲜的战争显然不合适，所以丰臣家立即将出兵朝鲜的将兵调回国内。
而丰臣秀吉离世前仍然不忘政治手段，要求“五大老”和“五奉行”交换状书，使他们效忠于丰臣家。这其中，五大老为当时实力最大的五个大名，即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后来又增加了上杉景胜。
丰臣秀吉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合议制度来抑制德川家康的抬头，以确保丰臣政权可以代代相传。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二号人物前田利家的突然去世，导致德川家康无所制约而多次违反盟约，从而使“五大老”变得有名无实。另外的一项政治手段，则是丰臣秀吉在死前提及德川家康孙女千姬与丰臣秀赖结婚的事宜，这也是为了达到拉拢德川氏的目的。
当然，事情后来出现了很多变化，但那大多都是日本旧有体制残余，加上继承人丰臣秀赖年纪太小，“主少国疑”所导致。总的来说，丰臣秀吉偏爱使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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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高务实觉得自己稍微“投资”一下岛津家并不会过于刺激丰臣秀吉，至少不会导致丰臣秀吉改变他的主要战略立场，引发不可预知的变化。
不过高务实觉得这笔投资非常有必要把控力度，以免岛津家真的觉得自己能够挑战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一场反叛，那就可能把他高某人也牵连进去。他虽然不怕丰臣秀吉找他的麻烦，但万一丰臣秀吉把贸易中断了的话，他也不好向勋贵们交待。
岛津家现在比较膨胀，哪怕被丰臣秀吉教训了一顿，他们也没有被打掉心气，所以对他们的支持力度不能太大。
三池港一战规模很小，小到在见惯了大世面的高务实看来甚至算不上一场仗，顶多也就是一起武装冲突罢了。不过这场仗对岛津家的刺激可能不小，至少肯定是引起了岛津义弘的高度关注，由此才有了岛津家希望购买军火的提议。
岛津义弘一直是岛津家的好战派，当然他的水平也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木崎原合战这场岛津义弘的成名战，就是他以寡凌众，击败十倍于己的大军而告终。
此战作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被与织田信长的桶狭间之战相提并论，被称为“九州的桶狭间”。岛津义弘亦因此战而名震九州，跨入了战国名将的行列。
而在原历史上，他在朝鲜战场的表现也堪称优秀，明军在朝鲜最大的一场败仗“泗州之战”，就是靠着岛津义弘的完美发挥打出来的。
不过这一条也让高务实特别忌讳，万一自己加强了岛津家的实力之后，这股力量又和原先的历史一样被丰臣秀吉忽悠去了朝鲜，岛津义弘会不会打出比历史上更大的战果来？要知道，他在朝鲜的战果越大，就意味着大明的损失越大。
虽然后世有句话，说不敢把武器卖给敌国的军火商不是合格的军火商，但高务实又不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军火商的，这种资敌的行为在他眼里是极大的罪过。
他思来想去，觉得如果要扶持岛津家作为带路党，首先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能确保岛津家是可以控制的，至少也得是可以制约的。
这就有点麻烦。岛津家怎么说也有万余精兵，在不可能将主要战力投放去日本的当下，高务实感觉自己要压制他们也颇为困难。
三池港一战虽然京华打出了“一比五取胜”的战绩，但账不是这么简单的算数字。当时三池港参战的武装家丁虽然只有一百多人，可是那并没有把港口海船上的火炮力量算进去，而事实上岛津家那五百来人的溃败，正是因为挨了一通从未见过的强大舰炮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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