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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陆王心学其实也是实学出身，至少在其早期，它也是实学这个大体系下的一部分，即所谓的“道德实学”。
或许有人会奇怪，陆王心学走到今天，不是早已经开始虚无主义了吗？怎么它居然还是一种实学？
而且，既然它也是实学的分支，高务实又为何反而觉得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了呢？
这些问题还真是有些源远流长，不是一句话能总结清楚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心学”是指宋明理学中主张以人的心性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学术流派。
心学发端于儒学内部“思孟”一系的对人主观能动精神的弘扬，如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万物皆因人而存在，只要是能够自返本心，依推己及人的“恕道”而行，就是一个道德上的“仁人”。
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通过自返本心，就可以了解人性，通过洞识人性，又可以获得天理。
当然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儒学所言之天理，主要就道德修养的终极依据而言，而并非西洋哲学视野中与人的主观世界相对峙的客观规律。
陆王心学的“陆”即陆九渊，他继承了孟子内向型的治学思路，他指出：“是诚之者人之道也，由大化而化则为圣，而入于不可知之之神，是诚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实学，可渐进而训至者。”
他认为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求知理路，完全是为了突出儒家“忠恕之道”的道德修养“实学”。
所以他也学着孟子的口吻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学者只知在书本上钻研，在名物上考索，却不知在自家修养上下功夫。
他又说：“古人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达，全无议论辞说蹊迳，盖古人皆实学，后人未免有辞说之累。”
陆九渊的心学，是为了反对当时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将儒家经典当成进身之阶，而全不落实于道德修养之实，从而导致社会风气腐化的不良学风。
同时，陆九渊的心学，也有反对佛、老虚玄之风的倾向，在反对佛老出世主义的虚玄倾向上，心学、理学、气学是完全一致的。
陆九渊指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
儒家之理与佛老之理相比，是儒家不追求什么彼岸，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此岸世界的宗**常上。对此陆九渊便说：“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常典，谓之彝伦，盖天下所共有，斯民之所日用。”
“别有妙道”即指佛老之道，尽管佛老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具有“阴翊王化”的作用，但是毕竟不能成为国家的主导文化。
陆九渊说：“此理(儒家文化)乃宇宙所固有，岂可言无？若以为无，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这是从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立场出发。
陆九渊强调人们不仅要明“实理”，而且还要重视“实行”。他说：“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学。”
学习的目的，一定要落实到道德践履上，否则就是欺世盗名的“虚学”，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学者应当“明实理，做实事”，“一意实学，不事空言。”
因此朱熹也曾经赞扬陆九渊的治学精神，说：“子静之门，躬行皆有可观。”
可见陆九渊时期的心学，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实学”，其出发点是为了纠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以来，由于佛教、道教的大发展造成的士大夫阶层过分关注彼岸世界，轻忽现实伦常的“虚玄”倾向。也是为了纠正士人只关注儒家圣贤的经籍，忽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劣习。
说了陆，自然要说王。王阳明是明朝中叶的思想家，与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创立学说的思想家一样，他们提出一家之言，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并且因为有一定的实效才能够在历史上流传。如果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学说，早已被历史发展的大潮淹没了。
不过，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不同，故他们所反对、所提倡的学说性质也不尽相同。
王阳明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朱熹的理学已经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每一个学者都会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剧：他的学说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从而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他的学说一旦被官方接受，则立即凝固、僵化、丧失面对不断发展的生活现实，以及不断调整、改造、发展的生命力。
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特性，与学术思想不断变化的性质的内在矛盾决定，朱熹的理学也是如此。
王阳明的青年时代与那个时期大多数学子一样，也是笃信程朱理学的，“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但是，循着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阳明在“竹子”上并没有格出天理，从此他转向陆九渊的心学。
他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传统，将人的主体意识与万物联系起来，认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观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万物影像。
所以他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由此，王阳明得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结论。
关于王阳明与朱熹学理上的关系，后世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甚多，此处不多赘述。总之，王阳明走上反对程朱理学的道路，除了学理上的原因，更多的还有现实考虑，就是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科举教材以后，日益走上了凝固、僵化之路。
他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说：“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当时许多士人将程朱理学当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忽视了程朱理学道德修养的意义，所以完全违背了程朱理学纠正人心，改良社会的初衷，反而导致理学出现严重的“虚伪化”。而王阳明弘扬“知行合一”的心学旗帜，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致用传统。
从内圣的角度讲，他的“吾心”、“良知”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实理”。他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
他将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则称为“实理”，而对“吾心”格致的过程，就是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过程。他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
所以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心中之理，也是万物之理，二者是可以完全等同的。他又说：“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因此他认为，格致心中良知，就可以获得宇宙万物的实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获得实理之途。
在获得了“实理”以后，王阳明主张还要将其推致于日用常行之间。他曾激烈反对佛老那种脱离修齐治平路线的修养路径。
他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佛教将现实世界君臣、父子、夫妇的责任和义务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赘，要“不著相”，其实就是要逃避。而心学坚持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一切学问都必须服务于宗法家国的大事业。
他努力划清心学与佛学的界限，说：“是故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凡是宣扬脱离伦常、事功而进行的道德修养，都不是儒家的“圣学”。
曾有一官员对王阳明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
王阳明回答他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簿书讼狱之闲，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王阳明历来反对脱离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来讲学术，认为真正的心学、实学一定要能够应用于“簿书讼狱”之类的政治实践中。
所以他又下了一个定论：“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
在他看来，道德修养只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欲，回归社会的公德，并非要人们躲避社会的事务。如果只能在没有钱财之处可以不贪、不盗，那么道德修养还有什么意义？
故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一定是在“钱谷兵甲”之中。所以他的心学本身并不空虚，“何往而非实学？”
不仅学说如此，王阳明本人文治武功赫赫于世，恐怕也是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所不及的。所以说，王阳明也是一位“道德实学”的倡导者、实践者。甚至可以说，与陆九渊相比，他的“事功”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心学本来也是实学一派，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正如理学本是实学，却逐渐走向虚妄一样，陆王心学从实学走向虚妄也照例发生了，甚至这个变化的过程比理学更短——在王阳明的弟子辈就开始跑偏了。
比如王学一脉最为著名的泰州学派(注：我依稀记得很早前有读者让我说一下泰州学派？)就是跑偏的典型。而且最厉害的是，这个泰州学派的“一哥”王艮，在王阳明本人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跑偏了，而且还根本拉不回来，差点把王阳明气死。
此公三十八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之意的“艮”字。
但是没什么用，王艮不仅经常与其师王阳明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
他主张：“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非学也。”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后来演变成了极度自私的“心学末流”。
此人有一次坐“招摇车”招摇过市，遭王阳明指责。嘉靖二年，又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但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可惜已是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高务实认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
嘉靖五年，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求学者纷至沓来，这为泰州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但亦不乏著名学者如徐樾、颜钧、王栋、王襞、罗汝芳、何心隐等人，子弟至五传共有487人，一般认为罗汝芳为其集大成者。
不过，这一派心学传至如今，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比如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他的几代徒孙。
李贽的很多观点并非不好，比如男女平等之类，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正如高务实在穿越十几年后，已经不再考虑和身边的家丁讨论“人格平等”一般，再先进的思想也得符合社会现实，李贽以及泰州学派的很多观点，根本不应该在明朝中后期这种时代流传——过于超前本就是罪，何况他们除了部分的“超前思想”之外，还有很多真正的“异端”。
比如说“散漫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者都是泰州学派中人流传很广的思想，看起来已经“先进”到开始讨论“自由”这种后世的所谓普世价值了。
但高务实从来不认可这两种思想。
无政府主义不多说了，这玩意根本就不该出现在中国文化的土壤当中——如此大一个国家，倘若“无政府”了，那简直是人道主义灾难。
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重大天灾来临，没有强力的政府，谁来救场？外敌兵临城下，没有强力的政府(军队)，谁来救场？
而散漫自由主义——嗯，米帝感染快两百万啦！
可想而知，如今的心学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实学”模样？早已经虚妄得无边无际，虚妄得绝不能让他们染指国家力量了！
这，就是高务实认为经世实学与陆王心学不得不战的根由！
往深了说，是为了“继往圣之绝学”，坚持儒家最根源的“务实”；往浅了说，是要在冷热兵器交界这个关键时期，保住大明这个至少相对先进的汉人王朝！
这不仅是实学的道统之争，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儒家的道统之争！
如此，何以不战？何敢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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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其实这章没把书中这个时期的心学现状说清楚，但是限于篇幅，我又不得不止笔，以免挨骂了。因为后续也不会专门再说这个，感觉有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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