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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世界变化不大也不小。
在东方,日本爆发了姊川之战,浅井,朝仓两家大败,再也无力与织田信长对抗,最后依次被织田信长所灭。
在西方,丹麦和瑞典结束了北方七年战争,双方缔结了《什切青和约》,瑞典向丹麦付出巨额赔偿,用以赎回埃耳夫斯堡,它向北海扩展和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企图也受到遏制。然而战争虽以丹麦取得优势而结束,可是它也已经没有能力恢复其在波罗的海的霸权。
在南方,因为大明开始试图放宽海禁,第一个开港的福建月港开始形成“海眼”效应,西属菲律宾开始了在原本历史上长达近两百年的白银净流出,流出地:中国。
而在大明本土,三月十五这一日,按照钦天监的推算,宜进学,忌婚嫁。
是日,太子朱翊钧正式出阁读书。
钦命知经筵事的建极殿大学士高拱和成国公朱希忠二人,一文一武,同样身着蟒袍,站在文华殿前左右首位。钦命同知经筵事的礼部右侍郎申时行,领着太子经筵日讲官陈经邦、沈鲤、许国、顾养谦、张位、陈于陛六位讲官各着官服,往后依次站定。
更漏细流数韶光,此时乃是卯时二刻,天色初亮,东方的天边翻起鱼肚白。
太子仪仗全副摆开,进入文华殿范围,太子朱翊钧身着冕服,身侧左边略靠后的位置站着一身青色官服的高务实。两人分先后一起上前,一齐参见诸位老师。
所不同的是,太子行揖礼,而高务实行拜礼。
太子行揖礼一次,高务实行拜礼三叩首。
而后,诸位老师在高拱和朱希忠的带领下回揖礼,躬身三次。
天地君亲师,君臣分际还是大于师徒分际。
而这个仪式的时间也并不是随意定下的,卯时又名日始、破晓,而京师三月的卯时二刻左右,正是天光乍亮之时,将太子出阁读书的仪式定在这一个时间点,有着“旭日初升”的深刻含义。
后世西方人喜欢讲究什么仪式感,而国内的一些“小资”也总觉得西方人的仪式感格外有逼格,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在自己的老祖宗辈就已经被玩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譬如说在大明时期,漫说是太子出阁读书这种大礼的仪式,就算茶道这种日常生活的讲究,有明一朝就有“十三宜”和“七禁忌”,若论起仪式感,又是哪个西方国家的日常生活仪式赶得上的?
但事实上,高务实反而觉得大明的“仪式感”有些过头了——大明从开国起就有一大特点,那就是规矩奇多。从皇室开始,吃饭穿衣住房,样样都有规定,一不留神就犯法,而宫廷教育的规矩,更是分外严苛。
朱元璋出身穷人,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但显然他很明白“再穷不能穷教育”的道理,大明宫廷教育的规矩,基本都是他设立的。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二是对太子的教育培养。
对皇帝本人的教育眼下无须赘述,反正越是大明后期的皇帝,在自身的学习上越发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还是用功的,这里单说对皇太子的教育。
与皇帝自身学习懈怠不同,皇帝作为太子的父亲,也有着普通父亲一般无二的“望子成龙”之心,所以历来太子的学习是被监督落实得最到位的(无风注:这里可能要去掉嘉靖……),极少有放松的时候。
大明皇太子的教育培养制度,最早也是朱元璋制订下来的。早期的太子教育本书前文已有所介绍,这里也不必再说,单说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却是朱元璋所创立的太子教育体制——设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下面有詹事府詹事,少詹事,春坊大学士,庶子,喻德,中允,赞善,洗马,校书等官职。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大明皇太子教育体制的雏形。
在大明正统年间之前,太子读书,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礼仪,到正统年间的时候,太子出阁读书的礼仪也正式确立:太子首次出阁读书的当天早上,先由礼部,鸿胪寺执事官在文华殿后殿行四拜礼毕,鸿胪寺寺官为太子行礼,请太子到文华殿读书。这一天,皇帝要亲自出席,三师三少以及各官员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礼,然后各官退出,内侍官引着太子在后殿就座,每天侍班侍读讲官依次前来。
从此,太子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今日的礼仪,在这些上面承袭前制,没有差别。但今日太子出阁读书的礼仪,与之前还是略有改良或者说……加增。
那就是刚才的这一幕——太子参见老师。
虽然太子只是行了一个揖礼,而老师反而要回礼三次,可是要知道,在此之前可是没有这一说的。这个新的制度,并非高拱所定,反而是隆庆帝自己提出的改动。但高拱在与高务实的交流之中没有说皇帝为何要这样改,高务实自己私下估计,大概是隆庆觉得高拱本身是他的老师,现在又不辞劳苦,担负起了教育太子的重责,真真正正是“两朝帝师”,当得起这样的尊荣吧。
不过说起来,太子的老师之中,真正最辛苦的是侍讲官。他们在讲书的时候,要讲得明白;太子出错了,要大胆纠正;太子不学习,更要敢于批评。以上任何一条没做到,按例都是不合格。
不过高务实知道,这个看似合理的原则,到了大明中后期,却越发漏洞明显,大明中后期的诸多帝王,在他们做太子时,无不充满着如旷课逃学、贪玩享乐等行为,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师,对这似乎也越发没招。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阁读书的太子,说到底还是个孩子。
按照后世教育学的观点,孩子和成年人之间,往往容易出现代沟,师生之间差距越大,相互之间的代沟也有可能越深。放在太子的教育身上,主抓太子学习的老师,绝大多数的年纪,都在中年以上,甚至个别已经是老年人了,且早期教育多以学问精深,治学严格的老学究为主,和太子之间,基本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摊上个淘气的太子,叛逆更是一定会出现的。
外加到了大明中后期,宦官的权位日重,陪太子读书的,又主要就是伺候太子的宦官。放在逃课这类事上,那更和太子沆瀣一气。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时,因他不爱学习,伺候他的宦官们,也就经常巧立名目,取消当日的讲课,甚至如期进行的讲课,也被他们找借口破坏,不是提前下课就是上课捣乱,正常的教育基本不能保证。帮朱厚照太子逃课出力最大的宦官,就是后来正德朝时一度权倾朝野的刘瑾……
其实文官们之中的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只是一直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然而这次居然意外出现了皇帝“主动”要求找一个年纪与太子相仿的文臣子弟为太子伴读,陪太子一道读书的事,大家心里虽然羡慕最终获得这个位置的高务实,但他们之所以此前就不怎么反对,除了“太子玩伴”事件的刺激之外,就在于他们本身也觉得,有一个年轻的文臣子弟陪在太子身边,可以对太子产生向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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